中华姓氏大辞典( 二 ) _生活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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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义达序言前不久，张在德同志介绍袁义达同志来看我，带来了《中华姓氏大辞典》这一部长达一百五十多万字巨着的部分稿子，要我写一篇序。这确实让我踟蹰难决：我那一点对中国姓氏的知识能保证序写成后不出笑话吗？我请他把稿子和一些说明材料留下，意思是等我学习完了再行定夺。万万没有想到，我一接触稿子和资料，立即有豁然开朗之感：原来在这些普普通通的姓氏里面，竟隐藏着这样重要的含义。我从中学习了很多东西。我当机立断：这一篇序一定要写的。我小时候读过《百家姓》，只是跟着老师念，根本不了解其中的意义。后来在国内外读书做事，虚度了几十年，逐渐知道了中国的姓决不止百家。明朝有《千家姓》一书，没有读过，也没有考虑过中国的姓氏是否就到千家而止。可是我知道了，世界各国的姓氏制度是颇有分歧的，有的国家根本没有姓。在中国，姓氏制度在各民族之间，也不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姓氏制度究竟意味着什幺，我仍然没有加以考虑。在德国读书的时候，听一个德国同学讲过德国犹太人姓氏起源的一些笑话。原来犹太人从前就是没有姓的。几百年前，德国警察局规定每一个人都必须有个姓。这对日耳曼人来说本是“司空见惯浑无事”的。然而却难坏了犹太人。他们走到警察局，恭候发落。此时不怀好意的德国警察，却来了威风：“到门后边去站着！”他们怒喝。于是有的犹太人就真地站在门后边。结果“在门后边”就成了他们的姓。还有更恶毒的恶作剧，犹太人央求德国警察，给自己赐个姓。于是连“放屁”等一类的髒词儿都成了犹太人的姓。这故事，我当时听了觉得好笑。及今回思，却只觉得悲哀。在姓氏里面竟还隐含着一部民族压迫史！这是姓氏制度带给我的第一次反思。以后，我在治印度和中亚古代语言之余，有时迫于形势，有时出自兴趣，也搞了一点中外历史的研究。在这里面，我认识到了姓氏的重要性。治中国历史而不注意姓氏的研究，是根本不行的。过去和现在的历史学家，写过不少的关于姓氏的专着和论文。我顺便举一个例子：姚薇元的《北朝胡姓考》，是这一部《中华姓氏大辞典》的参考书之一。陈寅恪先生给《北朝胡姓考》的序里说：“寅恪以为姚君之学，固已与时俱进，然其当日所言，迄今犹有他人未能言者。此读者自知之，无得寅恪赘论。惟不能不于此附着一言者，即吾国史乘，不止胡姓须考，胡名亦急待研讨是也。”寅恪师在下面列举了一系列的中国少数民族的姓名,从六朝一直列到清代,给治史者极大的启发。他不但号召别人来研讨,而且现身说法，自己着文，参加研讨,写了许多着名的论文，比如《元代汉人译名考》、《李唐氏族之推测》、《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三论李唐氏族问题》、《李太白氏族之疑问》等等,在中外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中国历史上姓氏问题之引起争论者,决不止限于寅恪先生所说。即在我们日常社会生活中，姓氏实亦大有研讨之余地。其中颇有与历史相联繫者。比如寅恪先生所提出之李姓，据目前科学统计，李姓实为当前中国的第一大姓。其来源究竟如何呢？他们决非都是李耳的后代，这是绝对可以肯定的。仅李唐一代，就製造了不少的李姓。有许多波斯人到了中国改姓了李，着《海药本草》的李珣即其中之一。再如马姓。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前，比如汉朝的马援，《三国志演义》中的白袍小将马孟起等等,当然都可能是土生土长的“马” 。唐代伊斯兰教传入以后，有许多姓马的穆斯林，可能或多或少地与“穆罕默德”、“马哈茂德”等等有关，而与马援和马超难以联宗了。季羡林作于北京后记《中华姓氏大辞典》历经十载终于与读者见面了。九年前，1987年5月2日，新华通讯社张继民同志报导了我们的姓氏频率研究、最新百家姓排列和编纂大辞典的讯息。第二天，几乎全国的主要报纸都登载了这一讯息，港澳台和海外的中文报纸也纷纷转载。随后，我们不断地收到各地来信，有提供姓氏材料的，有谘询和提问题的。姓氏研究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尤其是其社会影响如此之大，这是始料不及的。值此机会，就“新百家姓排列”的问题向读者作一说明。“新百家姓排列”是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提供的1982年全国人口万分之五的随机抽样资料和台湾（1969年）的资料综合而成的。这两份资料完全符合我们“姓氏频率研究”这一科研项目设计的要求，其得出的数据是具有代表性的，反映了当代我国汉族姓氏分布的现状。现在全国有多少个姓氏？每一个姓氏的人群有多大？占人口的比率是多少?在各地分布的情况如何？目前，我们还不能十分精确地回答这些问题。这只有在全国人口普查时，姓氏作为一项被统计的内容，才能获得这些数据。但至今我国还没有这些数据。因此，我们发表的新百家姓排列和数据是相对的，仅供科学研究之用，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