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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交通史的研究 。陈连庆发表了《公元七世纪以前中国史上的大秦与拂菻》，对大秦、拂菻的名称作了透闢的考证，并论及了中国和罗马之间的经济文化的联繫 。他发表了《汉唐之际的西域贾胡》，对这一历史时期西域贾胡的活动状况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填补了中西交通史研究中的空白 。他还撰写了《<魏书>本纪中地望不详的西域诸国考略》、《<魏书>本纪中所见印巴次大陆诸国考实》，确定了有关国家的地望，证明了北魏后期中国同萨珊王朝、*哒、眧武九姓诸国、印度以及拜占廷帝国的往来是十分密切的 。对南海交通的研究，陈连庆注意到为前人所忽略的孙吴时期朱应、康泰的出使扶南 。先生在《孙吴时期朱应、康泰的扶南之行》一文中，对朱应、康泰的出使目的、出使的路线以及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文化情况作了详实的考证，认为他们出使扶南的活动，可以与张骞通使西域先后媲美 。《<大德南海志>研究》和《<大德南海志>所见西域南海诸国考实》是先生研究元代在《永乐大典》中发现的一些佚文 。通过对这一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先生髮现，元初广东港的商品贸易，已经具有世界规模，进口商品种类繁多，应该对元代的海外贸易做出重新估价 。另外，关于日本邪马台国的地望问题，陈连庆撰写了《邪马台地望考》，根据我国大量文献的记载，指出邪马台位置应该在日本的畿内，而不在九州 。历史文献学的研究 。陈连庆在历史文献学的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诣 。他对古文献的辨伪、断代、校勘、辑佚、目录以及版本都 有很多独到见解 。他发表了《〈周礼〉成书时代的探索》，文中认为《周礼》是兼综儒法的一家之言，全书贯穿着以儒家为体、法家为用的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它同《吕氏春秋》、云梦《秦律》《日书》有许多相同的用语 。《周礼》製作的上限不早于商鞅变法，它的下限也不会晚于河间献王在位之时，《周礼》成书年代的最大可能，是在秦始皇之世 。《〈禹贡〉研究》一文认为《禹贡》和禹的关係不大，它不是夏代，也不是殷商、西周或春秋的作品，而是地道的战国作品 。他还发表了《<列子>与佛经的因袭关係》一文，把《列子》的成书，同佛经结合起来进行考察 。题名为晋嵇会着的今本《南方草本状》，一直被认为是晋代的作品，而且被看作是我国第一部植物志 。余嘉锡先生髮现了此书的作伪痕迹，在此基础上，陈连庆写成《今本<南方草木>研究》，对《草木状》一书84条，证明其中有60多条均自其它古书稗贩而来 。今本《草木状》不是晋人作品，它的作者也不是嵇会，而确确实实为南宋作品，至少在南宋初年已经成书 。陈连庆于断代、校勘、辑佚和文献研究方面的着述宏富 。《<管子·问篇>製作年代》、《<轻重>等篇所见物价及其年代》、《<通鉴>的战国史学》、《<曹瞒传>辑校》、《<三国志·华佗传>研究》等，都是有参考价值的论文 。古文字学的研究 。陈连庆不仅常于利用古文字来考证史实，而且对古文字的考释，也是有很深切功力 。在金文和简牍研究方面多有着述发表 。《兮甲盘考释》、《敔簋铭文浅释》、《晋姜鼎新释》等 。在居延汉简的研究上，《居延汉篇札记》是陈连庆主要的研究成果 。在《札记》中，他指出，汉简中记载了历史上最早一次海上人民起义，即所谓的"临淮海贼" 。东汉建武初年 。窦融据有河西，复五铢钱事，也只见于汉简中 。依据汉简，考证出文献中所不见的史实，是先生治汉简的重要特点 。社会评价赵俪生先生序 连庆兄长我一岁，先我而去了 。侄女翰写信来，叫给文集写篇文章 。这意思我是明白的 。旧籍中一位学人逝世，其墓誌碑传，全要託付得人}而被託付者也都能“不辞而为之文” 。但要我来承受这种委託，是有局限的量也就是说，有合适的部分，也有不合适的部分 。论情谊，应该说是够了，我二人同事虽仅半载，但其后神交四十年，鱼雁频通，学术见解几乎是尽相同而无所忤 。但论学问，特别是所谓旧学根底，我却望不到连庆兄的项背，他太渊博了，根底太厚了，让我来状述他，怎幺能配得上呢?我说这话，丝毫不带有谀人或自贬以示谦捞的意思 。有井水饮处皆知我最不富于谦撝的品性 。我说这话的意思，是要把连庆兄一生晦为人知的一些底蕴留给后世 。我很快也要随连庆兄而去了，我再故作谦撝，又有什幺意思呢?大凡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免不了要受他所处环境的这样那样的诱导与奖进，也免不了要受他所处环境的这样那样的抑制和局限 。有时，这些外力是无可超越的，自己无可选择的，也就是说，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 。这几天我们从电视中看到巴格达住进指定公寓里那些美英平民，他们能选择吗?同样，六十年前日本军阀统治东北近二十年，这对连庆兄来说，能选择吗?当然，个别东北人跑到重庆的也有，跑到延安的也有，但那究竟是少数，绝大多数还不是在水深火热中忍受过来 。试想，这不是一年两年，而是十五至二十年呀 。在我与连庆兄的应对进退之中，我深深体会到这件无可超越的事在他身上打下的沉重的烙印 。他在骨子里更顽强；但在表面上更晦黯 。这个特点，从他的全部学术上也可以体察出来 。我常说，我平生有两位最爱谈学问的朋友，一位是童书业先生(号丕绳)，一位就是连庆兄 。他二位都是谈起来没有完，两三个小时持续下去，由于兴趣充沛，所以谈者听者均不感疲劳 。但两位在方法论的方向性上，却截然反背 。丕绳兄最爱谈观点，他的话往往总是这样开始，“我又有了一个新观点’’ 。你仔细听下去，观点，观点，他与古往今来的某观点有什幺差距，与另一观点又有什幺差距，几乎一点史料的事儿都不沾 。可是等他过几天写出文章来时，史料全托出来了 。连庆兄与此恰恰相反，他是史料，史料，一直是史料 。你仔细听下去，有很妙的体会 。那就是说，他的史料不是三刀两爪子现抓现拿来的，也不是为了说明某一结论有意组织起来的，他是从长期自如的读书中涵泳出来的 。那幺自然，那幺绵密，一点不沾‘强证成说’的迹象 。我懂得，这样子谈学问，是很不容易的了 。他一句不谈观点，但你听过之后，经过反思，他的观点本身，不就埋藏在谈话之中幺 。这两位都是魏晋封建说的主张者 。但表现又有不同，丕绳一直有惧怕什幺的心态，总是担心会与某权威相牴触，所以写文章时不免把观点变来变去，给别人留下的印象不是最好，自己也经常说‘心不谓妥’ 。连庆兄有没有惧怕心态我说不清楚，他的办法是藏在肚子里，不表露 。他在晚年的自述里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他只发表过一篇文章；三中全会后的不到十年里，他一鼓气发了50多篇 。三中全会以前的那些悠长岁月，也就是他有受抑制感的年代，也就是他顽强而晦黯的年代 。试想，80年在南湖的会议上，还有人说魏晋封建说是“托派理论"嘛，’你叫连庆兄如何不晦黯呢?但在我看来，只有连庆兄才够得上是魏晋封建说的盟主，只有他才是中国历史上奴隶制的彻头彻尾的研究者 。他研究了西周奴隶制的早期性，继之他阐述了春秋的过渡性，然后他揭示了从战国到王莽间360年古典奴隶制在中国历史上之降格的出现 。他对债务奴隶和西汉小农破产的研究，是精湛的 。再继之，他又研究了奴隶在北朝和南朝的残余，作为尾声 。这样，他对中国历史上的奴隶身份，也就是说，人身的全强制身份，亦即经济强制与超经济强制加在一起的一种强制，自始至终，自浅至深，自初期到发达期到衰落转化期，做了细緻、绵密的研究 。在这方面，他和有些人是区别着的 。那些诸公们，往往是只抓住几个条条死抠，有的抠经典文段，有的抠罗马史，有的抠《左传》、《史记》中的只言片语，以及这些只言片语关联的若干琐细考证 。他们给人的感受是醒目的；但也是单寡的 。连庆兄不是如此 。。他从一种类乎“南高派"(注)的学风出发，‘慢条厮理地进行罗列 。比较，分析，从更广阔而不侷促的天地里强化自己的谴服力 。这些文章都收在本集之中了，读者可以自取 。其实，外国学者凡要真正搞清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之究竟者，满可以将本集内的一些精彩片段摘译过去 。连庆兄并不单指研究历史上奴隶身份的衍变，他还结合了土地所有制和兵制来综合在一起研究，这样不仅仅加深了对奴隶制的阐述的说服力，并且对井田制，屯田制、占田制和均田制都有了更透闢的看法；他对占田制的种种阐释，是精湛的 。这种透闢和精湛，据我的理解，是由跨越而来 。过去搞历史的，讲究摘先秦的不涉两汉，搞两汉的不谈魏晋，这样搞出来的学问是狭促的 。连庆兄不是如此，无论讲课也好，写论文也好，总是跨越三段，这在不知不觉之中，使自己史学幅度宏阔，见解通达 。那些只会拿一点竹头榍教给学生的，虽然自己也沽沾睁喜，但到头来只可能是三家村的学者 。任何人都有局限，连庆兄也不能例外 。譬如说，“文” “史挣、“哲"三个方面，连庆兄一生是相当地集中在“史"上了 。对于“文”(文学)，他在自述里说过，他对诗词极饶兴趣 。我也听到过他谈诗，那是很精妙的 。但他自认缺乏“灵感” 。所以一生不以辞章擅长 。“哲"呢?这当我考虑连庆兄一生时，不能不是一个谜 。他读书如此渊博，不能说对孟、苟、老、庄、以及程朱陆王没有心得体会 。他为什幺不写文章呢?这问题，在他生前我未及问他，而今己莫及了 。可能这与50年代60年代的学风有关，那时讲历史最注重经济基础，至于社会意识和人们心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则是到80年代才被普遍关切的 。但潮流是一回事，自己藏在肚子里的又是一回事 。当时潮流不提倡，我们私下里照样搞，这样的经验是很多的 。那幺，连庆兄为什幺不、或者很少涉入哲学呢?我这样想并且这样问的原因是，历史是少不了哲学的，也就是说，少不了理性思维 。理性思维能使感性史学发生惊人的变化，产生升华的认识 。连庆兄不搞这些，在这一点上，我至今困惑不解 。另还有一种揣测 。有一位非常权威的老一辈史学家评论章学诚时曾说，“读书少的人爱发议论" 。这句话的逆反命题自然是：读书多的人就发不出议论来了 。连庆兄是否因为读书太多就自我抑制了哲学兴趣和理性思维了呢?估悬此，以待后世高明者的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