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奔波于死生之间的“摆渡人”( 二 ) 孙女|回家|奶奶|开心

马望宗和同事驱车疾驰而去，在凌晨3时左右与家属见面。
到医院与家属在医生办公室交谈不久，突然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和凶狠的叫喊声，数个拳头用力地砸在大门上，在寂静的夜里格外瘆人。
“刚出道”的马望宗壮着胆子询问对方的身份和来意，几名壮汉声称是受伤工人的兄弟，并威胁马望宗不要跟自己的“母亲”乱讲话。
“我当时一头雾水，但记得这个工人是独子，没有兄弟，心里便怀疑有诈。”身材壮实的马望宗一边将门打开一条缝，一边用脚死死顶住门沿，大声与对方沟通。
一番对话后，他才明白——来的是包工头一行人，他们担心伤者父母喊来律师要赔偿加价，于是带人过来闹事。得知真相后，这伙人才悻悻离去。
“以前人们的认识没有这么清楚，甚至还有误解。随着媒体报道的增多，民众知晓和理解的也越来越多。”7月8日，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OPO负责人郭勇介绍说，目前他们科室10人，8人分别跑各个片区。除他之外，一人为85后，其余都是90后。这些年来，在两代中青OPO工作者的努力下，完成了800多例器官捐献工作，挽救的病人约为2500人，占湖南省内总捐献数的三分之一。
郭勇回忆，当年他是跟随博士生导师、湘雅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彭龙开教授开始做器官捐献协调工作，由于民众不解，遇上吐口水、打人的情况并不罕见。
2012年左右，刚满30岁的他闻讯赶到一家医院与伤者妻子协商器官捐献之事。正在悲痛中的妻子闻知来意后，盯着他看了一会，称她去商量下就回，让郭勇就地等候。
结果几分钟后，迎来的却是七八个气势汹汹的壮汉，口中嚷嚷着要教训那个“搞器官的”。亏得他反应快，飞速跑开才得以幸免。
湘雅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该院OPO开创者彭龙开说，2010年全国有10个省份开始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之后名单里添加了湖南。2011年湖南做了第一例，2012年做了7例。当时，这在民众心里产生了震动和冲击。
“那是一个肝脏损伤的患者，他去世后捐献了一对肾脏。当时记得，捐献与需求几乎是1∶200。”他回想，当时有些患者经济条件不好的，或者轮候不到的，就直接放弃了生的希望。
捐献与需求的巨大落差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多位接受采访的OPO人士表示，在政府动员和媒体的频繁报道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器官捐献的理念。
常年奔波于湖南省西部地区怀化市下辖几个县区的马望宗透露，当地卫生部门开医院工作会议时，都会强调对这项工作要给予支持，并层层传达，为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巨大方便。而实际与患者家属的沟通中，那种言语激愤甚至动手的情况已经罕见。
2015年1月16日，知名歌手姚贝娜因病去世。她弥留之际提出，把遗体和眼角膜捐献出去。姚贝娜的大爱之举为4名患者带去光明，被媒体广为报道，这项“让生命接力前行”的事业，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
2019年5月21日，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淳口镇高田村，88位村民做了一个刷新传统丧葬观念的决定——集体签署志愿书，在去世后捐献遗体器官。
“人死了什么都带不走，如果能救别人，何乐不为？”时年56岁的高田村村民朱际葵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后，妻子周世贵和儿子朱涛也在一旁填表，签下遗体器官自愿捐献协议。
2020年5月，本该参加当年高考的湖南女孩薇薇不幸查出伯基特淋巴瘤晚期，原本温馨的家庭瞬间冰冷。弥留之际，女孩却想着尽最后的力量回馈温暖过她的世界，让母亲在她去世后将其遗体捐献。薇薇去世的第二天凌晨，母亲同意了遗体捐献。她说，那一刻想起了女儿坚定的眼神，更想让女儿走得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