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神派( 二 ) _生活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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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神派君主之药——附子学术思想郑钦安提出的阴阳辨诀作为阴阳的辨证纲领，经世致用，在寒热错杂、真假难辨的情势下，判认起来可靠而实用。其现实意义在于，对许多慢性病如前列腺炎、糖尿病、高血压、肿瘤、血症等，通常按照湿热、热证、阴虚来认证的病变，辨认出其阳虚阴盛的实质，用扶阳法治疗均取得可靠疗效。唐步祺先生称：“数十年临床经验，凡遇阳虚症，如一般所称之心肌炎、胃炎等，只要临床症状有阳虚之实据，即不考虑炎症，辄以四逆汤加味治疗，往往取得满意效果，益佩郑氏之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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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姜重视阳气，强调扶阳，是火神派的理论核心。临床擅用附子，是其显着特点。归纳郑钦安擅用附子、乾姜的经验和独特风格，可以概括为广用、重用（从几十克到几百克）、早用、专用等几个方面，这是火神派最突出的特点。众多火神派医家均有以大剂量姜附治癒急危重症的验案。对阴证的认识十分精到，尤其对阴寒偏盛导致虚阳上浮、外越所引起的假热证，郑氏又称为“阴火”证。此为火神派学术思想最精华的部分。火神派对常见的慢性咽炎、口腔溃疡、牙龈肿痛、舌疮、口臭、头痛、面赤、目赤、内伤发热等所谓“上火”——“假热证”的辨认可靠而準确，疗效可信而持久。可以说，火神派的学问不止在擅用大剂量附子上，更重要的是对“假热证”的辨认上，这是眼下医界多数人仍不知觉的东西，也是发掘、倡导火神派的现代意义所在。火神派是否火走一经，剑走偏锋，只会用附子、四逆汤？有人不免质疑这一点。其实各家流派都是基于一定的学术观点而建立的学术体系，其议论必然有所侧重，强调一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全面研究其着作，不难发现各家虽各有侧重，但始终都未离开辨证论治这一最根本的原则。诚如李中梓所说：“（金元）四家在当时，于病苦莫不应手取效，考其方法若有不一者，所谓补前人之未备，以成一家言，不相摭拾，却相发明，岂有偏见之弊？”“子和一生岂无补剂成功？立斋一生宁无攻剂获效？但着书立言则不及之耳。”郑氏擅用姜附，并非一概滥用，而是在準确辨证，认定阴证的前提下施之。他说：“总之用姜附亦必究其虚实，相其阴阳，观其神色，当凉则凉，当热则热，何拘拘以姜附为咎哉?”可见立论施法并不偏颇。事实上，火神派绝非一味追求温热，对阴虚、火热等阳证的辨治也积累了丰富经验。他们不仅擅用姜、附，而且也擅用硝、黄、石膏等凉药，对白虎汤、承气汤等清热泻火剂的使用也都十分纯熟。火神派以其鲜明的用药风格活跃于医林。在当代，除伤寒派外，还在为医家所赏识而发挥作用者，火神派无疑占有重要地位，这当然有其内在原因和现实价值。理论特点①学术上以《内经》为宗,“洞明阴阳之理”,“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 。“病情变化非一端能尽,万变万化,不越阴阳两法。”(郑钦安语)②临床上则用“仲景之法”,用药多为附子、乾姜、肉桂等,附子常用至100g以上甚至300g,尊附子为“百药之长”(祝味菊语),用方则多为四逆汤、白通汤、麻黄附子细辛汤等,这是火神派最鲜明的特点。③用药上虽有执滞之嫌(其它医派如寒凉派、温补派亦有此特点),但该派持论还是公允的,并不专用姜附,其它药当用者则用,并不偏颇,“予非专用姜附者也,只因病当服此”(郑钦安语) 。④对附子的套用有一整套铰为成熟的经验,包括其配伍和煎煮方法,如祝味菊用附子多配伍磁石、枣仁等;吴佩衡大剂量投用附子时,必令久煮3h以上,以口尝不麻舌口为度。理论总是抽象的,实践才是具体的。着作郑钦安的《医理真传》成书于清同治八年(1869),这是火神派的奠基之作,《医法圆通》成书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该书羽翼了《医理真传》。郑氏还着有《伤寒恆论》。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统计,郑钦安三种医着在1869—1940年间曾多次刊印,共有30种版本流传于世。在清末,刊行版本种类之多,刊行频率如此之高,除了经典医籍和陈修园的着作外,能如此流行和传播的医书是少见的。1962年云南中医学院将《医理真传》和《医法圆通》作为教参资料翻印;1987年、1990年四川巴蜀书社先后校点出版《医理真传》和《医法圆通》(唐步祺);1993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校点刊行《医理真传》和《医法圆通》(余永敏等);1994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影印发行上述两书;1996年四川巴蜀书社出版《郑钦安医书阐释》(唐步祺),含郑氏所着三本着作。郑钦安火神派思想可谓薪火灯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