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为何拥立6岁的顺治登基：多尔衮不称帝之谜( 三 ) _生活百科

于是，多铎提议：“既然我不行，那就立长，当立礼亲王代善。”
代善表示：“睿亲王多尔衮如果同意继位，当然是国家之福。既然他不愿意，就应该立皇子。豪格是皇长子，应该立他。”代善也够狠，仿佛不经意之间，便堵死了多尔衮的路。
豪格说：“我福小德薄，不配担当大任。”然后，豪格离开了会场。
这时，两黄旗拥戴皇子的大臣们佩剑上前，说：“我们这些人食于帝，衣于帝，皇帝对我们的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皇帝的儿子，我们宁愿跟随皇帝于地下。”
见此情形，代善说：“我是皇帝的大哥，我老啦，皇帝在时，我都不参与国家大事，现在哪里还能过问这么大的事?”随即起身离开了会场。阿济格见多尔衮已经继位无望，也跟在代善后面走掉了。
留在会场中的多铎不再讲话，一直在观望中的济尔哈朗更是一言不发。多尔衮则当机立断地表态说：“你们说的有道理，我赞成由皇子继位，现在，豪格既然没有这个意思，就应该立皇九子福临为帝。他年纪小，由我和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等他成年之后，我们即行归政。”
多尔衮的提议，显然满足了多数人的意愿，立即获得通过。大家按照惯例共同盟誓，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效忠皇帝，绝无异心云云。
这一段过程，在清代官方史书上失载，所以在《清实录》、《清史稿》中均无从查考。有一位朝鲜人质写的秘密报告留下了这次推举会议的记载。这位人质是朝鲜国王的世子，他在滞留沈阳期间，颇受满清王公贝勒们的礼遇，交游十分广泛，了解许多大清朝高层的秘辛，并不定期地撰写“秘密状启”报告给本国政府。其作用类似我们今天密级很高的内参、情况简报或间谍收集的情报。他曾经参加了皇太极的丧礼，上述事迹便保留在此人留下的《沈馆录》一书卷六“沈阳状启”中，应该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有一种说法，认定当时推举福临的人是济尔哈朗，而不是多尔衮。不知此说从何而来，想必不是信口一说。
多尔衮出人意料地推举出一个六岁的孩子继承皇位，显然与游牧渔猎部族国家政治权力传承中的深层精神不符。因此，王公贝勒们盟誓之前，镇国公艾度礼便表示“二王强迫我们盟誓，我心里实在不服，不过是表面顺从，主人年纪太小，我觉得很不爽”，“二王掌握权力，也不合我心意” 。然后，在盟誓之前，先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焚告上天。(《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癸未。)
另外两个人也对这一结果感到不满，开始出来活动，试图推翻既成事实。这两个人一个是代善的儿子硕托，一个是萨哈廉的儿子即代善的孙子阿达礼。他们二人在诸王公贝勒已经对天盟誓，但小皇帝福临还没有举行仪式登基之时，动员大家推翻成议，拥戴多尔衮。结果，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竟然是代善出面，告发自己的一子一孙违反誓约，最后，二人被毫不容情地处死。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是被逼无奈还是大义灭亲，代善在付出惨痛代价的情况下，又一次发挥了安全阀与稳定器的作用，其凛然不可侵犯的警世作用应该是巨大的。
历史上，在我国古代游牧渔猎部族中，许多分裂、仇杀与消亡都是在此种情形之下发生的。后来的事实发展表明，在几大政治势力的形格势禁之下，特别是在汉民族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之下，多尔衮的做法可能是顾全大局、防止内乱发生的唯一有效途径。此时，坚定拥护皇子继位的两黄旗八大臣中，有六人又一次来到三官庙聚会，他们发誓要“六人如同一体，辅佐幼主” 。(《清史稿》列传三十六，索尼。)福临继位后，他们中的几位迅速向多尔衮靠拢，不再理睬豪格，令豪格极度郁闷。此种情形再一次表明，此时的大清国，已经在精神层面上潜移默化地发生了深刻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