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饮食习惯的改变：猪肉在明朝才占据餐桌( 二 ) _祭祀

在猪肉地位的持续上升期中却发生过一段再次被打入冷宫的小插曲。正德十四年(1519年)十二月，不仅明代皇帝姓氏与“猪”同音而且明武宗生肖又属猪，因此杀猪食肉被看成大逆不道，皇帝颁布禁令及相应惩处制度，违者全家“发极边永远充军”且永不得返乡。在重重重压下，农民们只得宰杀家中所养的猪。随着大规模的宰杀和禁猪，猪肉及其制品渐渐在市场上销声匿迹了。
但民心不可违，根据《万安县志》记载“陈氏穴地养之，始传其种”，面对朝廷的各项禁令及重压，百姓们寻求各种方法前来抵制，各层要员也都对此禁令不为所动。至正德十五年三月，礼部上奏皇帝说国家祭典需牛豕羊三牲，如今禁用猪肉，无论是宫内还是坊间猪肉都已销声匿迹，难觅其踪影，如此这般实在不成礼法。面对这样的窘境，武宗只能自食其言，“内批仍用豕” 。如此这般的禁猪令仅推行了三个月便以失败告终。随后猪肉又再次突出重围回到了百姓的餐桌。
时至清代，“猪强羊弱”的现象更是随处可见。相传每逢春节，京城便杀猪近十万头。1784年的除夕大宴上仅乾隆皇帝的一桌御膳就用去家猪肉65斤，相比之下羊肉只用了20斤。清朝灭亡后，中国人对猪肉的喜爱更是有增无减。1952年解放初期时，中国就拥有8976万口猪，羊仅6177万头。直至今日，我国猪肉的年产量早已是羊肉的十倍，经过近两千年的PK，猪肉经历了一系列的起伏，最终“逆袭”成功！

猪肉逆袭的原因
提供土地肥料
与耕牛直接犁地相比，家猪所提供的肥料更具深远意义。在耕地面积逐年减少人口不断增加的中国，为了满足日益膨胀的粮食需求，家猪粪便作为肥料不仅能帮助土地尽快恢复肥力更有助于农作物多生长，对增产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清代蒲松龄在《养蚕经》中也曾提及家猪粪便对农耕的促进作用：“岁与一猪，使养之，卖后只取其本，一年积粪二十车，多者按车给价，少者使卖猪赔补。”“棚中猪多，囷中米多，养猪乃种田之要务” 。养羊虽同样可以提供土地肥料，促进农耕但常言道“羊壅宜于地，猪壅宜于田”，养羊需要广阔的牧场，在人口稠密的农业区几乎无法实现。此轮角逐，牛羊又居下风，无情地败下阵来。
生长速度快、产量高
明代时有人尝试用蝗虫喂猪，结果“猪初重二十斤，旬日肥大至五十余斤” 。不仅家猪的生长速度快到惊人，其猪肉产量更是让人喜出望外。相比之下，百姓在养羊的过程中需喂以含高纤维的绿色植物，其食量之大，食料之贵已完全超乎百姓的承受范围。根据明代的《沈氏农书》记载，在江南地区养山羊11只，一年需要饲料一万五千斤，其中农户可自己提供一千余斤桑叶(占7%)，但剩余的枯草、枯叶各七千斤都需要从别处购买，总共需要六两银子，这在当时可谓是一笔极大的开销。
繁殖能力强
此外，猪的繁殖能力以及产肉量也远远胜过牛羊。根据科学家研究表明，猪是把碳水化合物转化为蛋白质和脂肪的效率最高的动物之一。早在明朝时浙江嘉兴府就有“肉猪一年饲养两槽，一头肉猪饲养6个月可得白肉90斤”的相关记载。但根据《膳夫经手录》所述，“羊之大者不过五六十斤”，其产肉量远远不及家猪。此外，明朝时已有“母猪一胎可育仔十四头”的繁育记载，而羊的繁育能力一般仅1-2只，其繁育速度之慢又使其再败一轮。
【中国古代饮食习惯的改变：猪肉在明朝才占据餐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