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的生母究竟是谁？傻大姐、宫女还是海宁陈夫人？( 二 ) _生活百科

下面，本条谕旨的第二段内容称：
因命大学士曹振镛，协办大学士，尚书伯麟，尚书英和、黄钺传旨令军机大臣明白回奏。据称：恭查大行皇帝(嘉庆)《御制诗初集》第十四卷《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行庆贺礼恭纪》，诗注恭载高宗纯皇帝‘以辛卯岁诞生于山庄都福之庭’;又第六卷《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等行庆贺礼恭记》，诗注相同。至《实录》未经恭阅，不能深悉等语。
托津、戴均元等人的“明白回奏”，的确非常明白，也有理有据。试问，为大行皇帝(嘉庆)代拟《遗诏》，而引用的正是大行皇帝生前钦定的《御制诗》的说法，军机大臣何错之有，更何罪之有?
但道光谕旨批驳托津、戴均元等军机大臣自有说词：
朕恭绎皇考(嘉庆)诗内语意，系泛言山庄为都福之庭，并无诞降山庄之句。当日拟注臣工，误会诗意，兹据军机大臣等称《实录》未经恭阅，尚属有辞;至皇祖(乾隆)《御制诗集》久经颁行天下，不得诿为未读。实属巧辩!
道光为了维护刚刚故去的皇父的颜面，竟强词夺理地说什么嘉庆诗句并没错，错在了“当日拟注臣工，误会诗意” 。前面已经说过，诗注虽是嘉庆的口气，但不能完全排除词臣代笔的可能，不过，即使这样，也必然要得到嘉庆的首肯。由此看来，诗是“御制”的，诗注毋庸置疑也是“御制”的。
道光为了把尸骨未寒的皇父撇清，又要驳倒据理回奏的军机大臣，不惜把诗和诗注歧为两端，似乎诗注之错嘉庆皇帝可以不负什么责任。按照这样的逻辑，道光说乾隆《御制诗集》中“凡言降生于雍和宫者，三见集中”，不也是依据“余实康熙辛卯生于是宫也”等“诗注”吗?确定乾隆的诞生地，“皇祖”的“诗注”可以作为根据，而“皇父”的“诗注”则不能引以为据，这又怎能自圆其说呢?道光说“皇祖《御制诗》久经颁行天下，不得诿为未读”，反诘得固然十分有力，但道光本人先为乾隆皇孙，继为嘉庆皇子，识文断字以来，三十年间为什么也未“恭读”“久经颁行天下”的皇祖《御制诗集》?直到皇父《遗诏》出了问题，才“遍阅”皇祖《御制诗集》，转过脸来又理直气壮地责备臣下不得“诿为未读” 。
皇上说到这份上，托津等四位军机大臣只好闭嘴。于是，道光谕旨的最后一段是对“遗诏事件”有关责任者的处置：
除托津、戴均元俱已年老，毋庸在军机处行走，并不必恭理丧仪，与卢荫溥、文孚一并交部严加议处;卢荫溥、文孚年力尚强，与托津、戴均元行走班次在前者有间，仍留军机大臣。遗诏布告天下，为万世征信，岂容稍有舛错。故不得不将原委明白宣示中外。著将此旨通谕知之。
“遗诏事件”中立了大功的曹振镛在这场政治风波中捞到了最大好处，政潮刚一平息，他就被晋升为武英殿大学士，入值军机，首掌丝纶，取代了托津的位置。日后，这位“多磕头少说话”的人，陪着道光皇帝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再回到乾隆帝的出生地问题上。出生地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直接会直接解决掉乾隆皇帝的母亲是谁的问题。
康熙五十年(1711年)七月二十六日，康熙从北京出发到达避暑山庄，九月二十二日回到北京。其间，乾隆的父亲雍亲王胤禛，七月二十六日赴热河请安，八月十三日，乾隆出生。这中间只有17天。
如此按此推断，如果乾隆在避暑山庄出生，那么他母亲在临产前17天，是如何跑到避暑山庄的呢?另外，避暑山庄也不是雍亲王的行宫，官书所载的他的生母“原任四品典仪官、加封一等承恩公凌柱女”，也没有资格在那里怀胎十月、待产生子。这也是嘉庆道说漏了嘴之后，道光帝必须反转剧情的关键因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