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六年,群臣都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 。藉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征表示反对 。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征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吗?」魏征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 。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 。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 。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甚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数州暴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从此停止 。
贞观七年(633),魏征代王珪为侍中 。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 。」太宗接书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 。」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 。魏征谏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 。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 。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 。」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 。」唐太宗觉得魏征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
贞观十年(636),魏征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陕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至此完稿 。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征所撰,时称良史 。同年六月,魏征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 。唐太宗虽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 。
贞观十二年(638),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 。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 。
贞观十六年(642),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 。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 。不久,魏征病逝家中 。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 。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
留有《魏郑公文集》与《魏郑公诗集》,《全唐诗》录存其诗一卷 。
魏征的明君暗君之别,创业守成之辨
“为君之道”最重要的还是如何治国,魏徵也深深明白这一点 。他总是适时地利用太宗的一些发问,来阐述自己的治国理念,不仅解决了太宗的疑难,也达到了规劝的目的 。这也是魏徵的聪明之处 。
贞观元年(627),太宗刚刚即位,对于为君还充满了疑惑 。有一天他问魏徵:“爱卿,你说何为明君,何为暗君?”
魏徵听到此问,心中一动,这不正是自己想提醒皇上的话吗 。他从容答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人主如果能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可称得上是一位明君,但要是只相信一个人的说法,那就不可避免是昏聩的君王了 。昔日尧经常咨询下民的意见,所以有苗的恶行他才能了解;而舜善于听取四面八方的声音,故共、鲧、欢兜这些奸臣都不能蒙蔽他的视听 。反之,秦二世只相信赵高,最终导致亡国;梁武帝任用朱异一人,才引发侯景之乱;隋炀帝偏听虞世基之言,天下大乱而不自知 。这都是反面的例子 。所以人君应该兼听广纳,这样才能充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而不会受到一两个大臣的蒙蔽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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