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比日本的起义领袖西乡隆盛逊色在哪儿( 二 ) _隆盛

西乡隆盛独有的人格信誉，并非其自身独有，而是日本武士道文化的深远折射。战场上的生死瞬间，武士重名誉而轻生命由来已久，有时甚至显得不近情理。一名叫景正的武士在战场上被敌人的弓箭射中，仍带伤作战，同伴想为他取下射进眼睛里的箭，便用脚踩他的脸要为他拔出箭，他却大怒拔出刀刺杀同伴。原因在于，他认为自己的颜面被他人践踏便损伤了武士的尊严与名誉。在名誉与死之间，武士宁愿选择前者。
日本历史上的武士，作为政治权威，在武国理念的指导下治理国家近七百年;作为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影响日本文化的构成及走向;作为理想形象，直到现代依然是日本国民效法和崇拜的对象。西乡隆盛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无论成败与否，他都得到日本人由衷的敬畏。
而洪秀全从起义那天起，就没把心思放在用兵打仗上。每到革命事业山穷水尽的关键时刻，他总是动摇退缩，逃之夭夭。刚进入广西传教之时，困难重重，生活条件也非常艰苦。洪秀全不堪忍受，借故扔下冯云山一个人，回广东老家继续当他的私塾老师去了。三年之后，得知冯云山在广西继续传教，且已发展了三千多名教徒，他大喜过望，立刻整好行囊，奔广西而来。到了广西，他不听冯云山韬光养晦的劝告，执意大干一场，捣毁了当地百姓信的甘王庙，引起官府注意。官府逮捕了冯云山，洪秀全吓得失魂落魄，借口回广东找两广总督营救冯，又跑回了广东老家待了一年半。等冯云山被别人营救出来，风头已经过去，他才又回到广西。洪秀全一生的“革命生涯”可以说都是误打误撞，他的投机心理与农民似的狡黠在起义之初随处可见，张宏杰总结得十分到位：
从创教之初，他就一直很少参与繁杂艰苦的具体事务，而是沉醉于制定规矩、讲究排场、编造神话、神化自己。所有政务，先是委之冯云山，后是委之杨秀清。他既没有操作具体事务的才能，也没有那种耐心和毅力。(张宏杰：《心不在焉的革命者：洪秀全》，《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6期)
作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的领袖，洪秀全固然有其非凡的一面，但他始终缺乏一种企求人格圆满的自觉和警醒。这是他执迷不悟的缘起，也是其最终失败的根由。
【时代大潮中的洪秀全与西乡隆盛】
一位成功的领袖，首先应该是才智卓越的人才。以识树威，以能树威，以情固威。而在见识能力上，洪秀全与西乡隆盛亦远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洪秀全本身是一个四次落第的秀才，从他后来那些大量俚俗混杂文理不通的诗文看，他确实是一个资质平平、毫无灵气的人。他对“读书明白”之人绝大多数嗤之以鼻，自己不读书，还不许别人读书——包括他自己的儿子。“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 ，他掀倒孔子牌位，焚烧儒家经典，捣毁庙宇偶像，尽弃所学，致力于“向西方寻求真理” 。可实际上，他既没有读懂西方宗教教义，又不懂革命为何物;既不明白世界大势，更不理解资本主义为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