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崔仁师坚持查明案件真相，慎断谋反大案( 二 ) _生活百科

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曾对前文提到的隋朝盗窃大案进行过精彩的点评，认为造成两千人同日处死的千古奇冤，隋炀帝要负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板子全部打在炀帝身上，“非是炀帝无道，臣下亦不尽心，须相匡谏，不避诛戮，岂得惟行谄佞，苟求悦誉”，如果司法官员能够刚直不阿，犯颜直谏，舍得一身剐，也要为无辜百姓洗刷冤屈，那事情就不会无法收拾。皇帝滥杀无辜，大臣又阿谀逢迎，“君臣如此，何得不败” 。
【唐代崔仁师坚持查明案件真相，慎断谋反大案】贞观时期，正是因为有崔仁师这样怀揣仁恕之心，敢于坚持正见的司法官员，百姓的生命安全才得到法律的切实保障，政治的清明也就有了坚实的法律支撑。唐太宗就说，“朕赖公等共相辅佐，遂令囹圄空虚，愿公等善始克终，恒如今日” 。否则，一个冤魂的背后，就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和更多伤心欲绝的亲朋好友。冤气和怒气的积聚，足以掀起滔天巨浪。
修律谏言
贞观十六年(642年)，崔仁师升任门下省正五品上的给事中。唐朝前期，门下省是朝廷政务处理的核心枢纽部门，给事中又是省内仅次于长官侍中、副长官黄门侍郎的第三等官员，负责处理日常工作，在司法方面有“凡国之大狱，三司详决，若刑名不当，轻重或失，则援法例退而裁之”的权力，即复核司法部门对大案要案的审判意见，如判刑定罪不当，可以驳回重审。
当时唐律《贼盗律》规定，如有人犯下谋反大罪，罪犯兄弟要连坐关进官府当奴隶服劳役。刑部认为这条律文规定的惩罚太轻，不足以震慑那些对朝廷不满的危险分子，要求修改为全部处斩。唐太宗下令召开“八座”会议，即由尚书省左右仆射、吏民礼兵刑工六部尚书共计八位朝廷大臣参加的国务会议，对刑部的修律意见进行讨论。
会上，深知太宗心思的右仆射高士廉、吏部尚书侯君集、兵部尚书李勣三位重臣都支持从重处理谋反案件，将罪犯兄弟一律处死。民部尚书唐俭、礼部尚书李道宗、工部尚书杜楚客三个大臣反对，其他两人态度暧昧不明。“八座”会议没有就刑部修律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这次会议上，支持者和反对者看似人数对等，但高士廉位高权重，侯君集、李勣都是军队大将出身，掌握着话语权。所以会后朝廷官员继续讨论此事时，“议者以汉及魏、晋谋反皆夷三族，咸欲依士廉等议”，认为从秦汉到魏晋，谋反都是诛杀三族，应该根据高士廉等人的意见，批准刑部的修律建议。
高士廉和朝廷大臣所言，确实是历史实情，秦汉以来，谋反都是要灭三族的重罪。贞观初年，同州人房强因受担任岷州统军的弟弟谋反一事牵连，被判处死刑，“当从坐” 。唐太宗录囚时，翻阅了此案的卷宗，认为房强本身没有参加谋反集团，只因为是案犯的哥哥就被无辜处死，实在可怜，“悯其将死，为之动容”，就和房玄龄等大臣一起对律文进行了修改，将针对谋反案犯兄弟的罪刑，由死刑改为没官配役即劳役改造。
贞观前期，政治还算清明，一般百姓很少有重上瓦岗寨的造反心思，唐太宗也有坐稳江山的充分自信，所以用刑宽和。
但从贞观十年(636年)开始，唐太宗开始志骄意满，朝廷中的政治生态已大不如前。此时刑部提出加大镇压谋反力度，有迎合太宗皇帝从宽刑向重刑转变的政治需求在里面。
关键时刻，崔仁师出来说话了。他指出修改律文的历史依据，应该从法律刚产生时的原初生命中去寻找，从三皇五帝到夏商西周，都是“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秦朝以严刑峻法镇压百姓反抗，才开始有谋反诛三族的律文。我们不能忘却用刑平恕的初心，用亡秦的酷法取代宽简的刑罚。而且诛杀父亲儿子，已经足以震慑住谋逆者的反叛之心。如果人家铁了心要造反，父亲儿子都不管不顾，难道还在乎他的兄弟?靠诛杀三族甚至杀更多的人，解决不了谋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