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历史上老百姓打官司很好玩：输了赢了都缴税( 二 ) _缴税

试举一案例，来看看这些法官老爷是如何在不依据法律条文的情况下判案子的。《勉斋集》中有一个典型的案例。刘某有三子：拱辰，妻郭氏所生；拱礼、拱武，妾母所生。刘某夫妇死后，兄弟分产，拱辰将郭氏随嫁田占为己有，不分与二弟。事经十六年，拱辰亦死，拱礼、拱武诉拱辰之子，要求分郭氏田。案件先后经过县、州、监司三级共七位官员审理、判决，由于官员们不太熟悉法律条文，最后形成三种结果：郑知县、提刑司签厅认为拱礼、拱武不当分田；吉州司法、知录判由三子均分；韩知县、赵安抚则以为应分为两份，拱辰家得一，拱礼、拱武共分一份。
之所以形成三则判决，赵炎以为这些官员没有依据法律的规范，也没有出于“天下公理”（即道德要求），而是体现在“世俗私情”上，是正统价值观与非正统观念的折衷。此案之后是否又经他官之手，以及结局如何，已不可知，但仅就判决来看， “息讼”的结果，是不依法，而是依据情理。或是无法可依，只得各行其是；或是有法而未知，依然只能各行其是。
南宋胡太初《昼帘绪论》说：“大凡蔽讼，一是必有一非，胜者悦而负者必不乐矣。愚民懵无知识，一时为人鼓诱，自谓有理，故来求诉。若令自据法理断遣而不加晓谕，岂能服负者之心哉？故莫若呼理曲者来前，明加开说，使之自知亏理，宛转求和；或求和不从，彼受曲亦无辞矣。”
用白话说就是，简单地一判了事，并不能调和官司双方的实际矛盾。因此裁判时应体民之情，以其能接受信服的道理“明加开说”；这种道理，便是“情理”的表达，是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是方方面面利益的兼顾，而不仅是法令刻板的内容。
朝廷最后没有办法，正好财政上确实也不宽裕，就想到了打官司收税。你打官司可以，但如果两次裁决都输了，对不起，请交税，权当惩罚你的“诉讼之过” ，谁让你明知无理还打官司浪费公帑呢？如果你官司打赢了，你高兴了，欢喜了，可衙门上上下下办案子、审案子很辛苦，高兴不起来，对不起，你还得交税，让衙门也高兴高兴。
这样一来，老百姓可真不敢随便找衙门说理了，朝廷的“息讼”目的也基本达到了，自宋宁宗以后，各地民讼案子锐减，而民间斗殴甚至群殴事例则骤增，当时人评价这一现象说：“失在官府，适以起争。”知道那句“自古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形成于何时吗？恐怕就形成于南宋的“息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