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日方人员的这次晤谈,地点是在保定直隶总督衙署,时间是1876年1月24日,即清历的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在就要过传统年节的时候,李鸿章还在为“国事”忙碌,起码可以说是迫不得已的“勤政”吧?交涉中森有礼的“无礼”、郑永宁的“不宁”,难免让李鸿章着急上火,但森有礼那句“有何益处”的感叹,似乎让李鸿章突然看到了“转圜”的莫大希望,而他最后对日方的承诺也不是打“痞子腔”搪塞,而是立马就做的事情,赶紧与总理衙门沟通消息,建议将日方的意思通过礼部转行朝鲜,说是这样“作为收场,以示格外和好,借答来意,而略缓其逞强黩武之心,更于大局有益”② 。
作用还真是“立竿见影” 。面对日本的威逼和清方往软处“劝说”,朝鲜在2月末即被迫与日本签定了《江华条约》,其中载明“朝鲜国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平等之权” 。所谓“自主”、“平等”的漂亮字眼,只不过是日本否定中朝“宗藩关系”、而它却强行染指朝鲜的掩饰而已,日本为侵朝而首先从“法理”上铺路扫障的一步做成了 。接下来,自然便是变本加厉,步步进逼 。
李鸿章他们如何应对呢?是主张朝鲜与西方列强也议定条约,以求形成对日本的牵制,制约日本对朝鲜动武 。接下来的几年中,先是由美国,后有英、德等国接踵与朝鲜缔约 。在李鸿章辈,是想使用“以夷制夷”的手段,但实际后果上,是朝鲜更遭受多头控制,局势更加复杂化 。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起因:日本觊觎朝鲜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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