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记载说明 , “杯酒释兵权”的故事 , 首次出现于仁宗时期 , 但情节较为简略;直到神宗时期的《涑水纪闻》 , 故事才变得有声有色起来 。
与司马光大体同时的王巩在《闻见近录》中也有一段类似的记载:“太祖即位 , 方镇多偃蹇 , 所谓十兄弟者是也 。上一日召诸方镇 , 授以弓剑 , 人驰一骑 , 与上私出固子门大林内 , 下马酌酒 。上语方镇曰:‘此处无人 , 尔辈要作官家者 , 可杀我而为之 。’方镇伏地战栗 。上再三谕之 , 伏地不敢对 。上曰:‘尔辈既欲我为天下主 , 尔辈当尽臣节 , 今后无复偃蹇 。’方镇再拜呼万岁 。”
这段故事很有趣味 , 草莽气十足 , 很有点像“马上得天下”的赵匡胤的做派 。由于司马光名气太大 , 使这段西方决斗式的林中对决反而湮没无闻了 。
是子虚乌有吗?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 , 有学者对史料仔细考证后 , 对“杯酒释兵权”这一生动的历史故事提出了有力的质疑 。
首先 , 《谈录》只讲罢石守信、王审琦二人的兵权 , 并无设宴请客这一情节 。而《笔录》记载罢去兵权的夙将 , 除了石守信、王审琦外 , 还有其他几位将领 , 并增添了太祖设宴与夙将“道旧相乐”的情节 。后世所谓“杯酒释兵权”一说 , 基本上都出于此 。《涑水纪闻》则称石守信、王审琦等皆被罢军权 , 以散官就第 , 而又大事铺张设宴道旧情节 , 绘声绘影 , 恍如身历其境 。看来 , 该故事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简到繁的递增过程 。距离当事人的时代愈远 , 记载却愈加生动详细 , 显然 , 是编写人为了把故事写得生动有趣 , 不断添加、润色的结果 。
其次 , 三书都说此事与赵普有关 , 但说法却不一致 。据《谈录》 , 罢石守信、王审琦的兵权是宋太祖听了赵普一次谈话之后决定的;据《笔录》 , 则是在赵普多次苦谏之下 , 太祖“不得已”才同意的;而到了《涑水纪闻》 , 却是太祖、赵普两人共同谋划的结果 。如此矛盾的说法 , 怎么能成为盖棺定论呢?
第三 , 上述三种史料 , 对石、王被削去兵权后的出路 , 说法也各不相同 , 有的只说“不令石、王主兵” , 有的说他们“寻各归镇” , 有的则说他们“皆以散官就第” 。到底他们“释兵权”之后干什么去了 , 没有可以取信于人的一致的说法 。
第四 , “杯酒释兵权”这样一件大事 , 在北宋史官修的《太祖实录》和《三朝国史》中不见片语 。元末 , 根据《太祖实录》、《三朝国史》等编成的《宋史·太祖记》 , 对此事也不着点墨 , 如果真有这件值得当时称颂的大事 , 《实录》、《国史》是不会不书的 。
第五 , “杯酒释兵权”这件事究竟发生在北宋哪一年 , 以上三本书均没有记载 , 而比司马光还晚一百多年的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里说它发生于建隆二年(961)七月 。仔细阅读《宋史》可以发现一个很大的漏洞 , 建隆二年六月甲午(初二)太祖母杜太后病逝 , 六月初到七月初 , 按照当时的惯例 , 应是国丧期间 , 当时朝廷上下不准作乐 , 更不准宴饮 。赵匡胤不可能违反这种礼仪 。而且“杯酒释兵权”故事说赵普正担任宰相 , 而建隆二年时 , 赵普的职位仅为枢密副使 , 三品 , 还不足以同赵匡胤密谋大事 。他第一次拜相是在乾德二年(964) , 这已是“杯酒释兵权”之后三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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