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建厂房工地的活计后,我所在班组的工作是拆解模具车床零件,待日本人拿去复制完图纸后,再把机床重新组装起来,然后把机床运到别的地方使用 。我会趁机偷出拆下的轴承交给葛庆余,葛庆余再把轴承偷偷拿到外面去卖,然后买来一些吃的东西给我 。缺少了轴承,日本人的机器肯定不好用,但是他们并没发现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
我们二人的秘密“交易”险象环生 。厂区里有一个小棚子是葛庆余的工作室,平时严禁战俘进入 。记得有一次大概是去给葛庆余送轴承或者是去取葛庆余带来的食物,我进到这个小屋子里 。突然进来了一个日本兵,葛庆余灵机一动,马上拿起旁边放着的一把铁锹,装作给我示范如何使用铁锹,接下来该去干什么活,并转身告诉日本兵他正在给战俘分配任务,才把这个日本兵糊弄走了 。
我知道,葛庆余是在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 。除此以外,葛庆余还是我最重要的消息来源,包括外面的战事及时局进展等,所有这些都给了我和其他战俘顽强地活下去的勇气 。
战俘营获得解放后,我高兴地来到葛庆余的家里做客,见到了葛庆余的妻子和他们未满周岁的儿子 。我和葛庆余全家游览了沈阳城,并彼此交换了纪念留言 。我在留言中说,葛庆余是美国战俘的好朋友和恩人 。
1945年9月,拖着在战俘营染上肺结核的病体,我回到美国 。那时还没有治愈肺结核的特效药,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卧床、隔离和补充营养 。回国后的10年间,我断断续续在医院的隔离病房里生活了5年 。
后来,我的事业很成功,曾做过新闻采访人员,因撰写《退伍军人土地补偿法案》实施情况的系列揭弊报道获1955年普利策新闻奖;曾担任美国新闻文化总署副署长、公共广播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等要职 。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当年与葛庆余的离别竟成了永别 。
自离开沈阳,我就再也没有能同葛庆余取得联系 。直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美建交后,我萌生了前往沈阳寻找当年这位中国恩人的念头,于是写信给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布什寻求帮助,但寻找中国朋友的愿望依然没能实现 。
随着中美两国关系的不断发展,我寻找中国朋友的心情更加迫切,委托研究盟军战俘营史实的杨竞帮助查找 。几经寻访,葛庆余的下落终于查明了,但他们夫妇已经在多年前故去了,当年那个未满周岁的孩子也夭折了 。得知这些消息后,我内心万分悲痛 。
为了缅怀中国朋友,我特意洗印了葛庆余当年的照片送给他的其余子女,看到葛庆余的照片终于回到了他的后人手中,我的内心终于有了些许安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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