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帝为什么会如此讨厌言官？( 二 ) _皇帝

【嘉靖帝为什么会如此讨厌言官？】冯恩被投入诏狱后，他的妻子吴氏从松江府上海县来到京城，到大理寺击鼓鸣冤，他的儿子才十三岁，居然跪在午门外，要替父代死，这一举动也使得嘉靖左右为难。明代诏狱不管囚犯的饮食，一日三餐都要家属送去，沈束的妻子张氏也来到北京，还带着沈束还没有圆房的小妾潘氏，俩人寄居在北京的旅馆里，以纺纱织布供丈夫衣食，沈束坐牢十八年，妻妾俩人送牢饭十八年。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大权相严嵩撤职，沈束服刑从36岁到了54岁，张氏觉得冤案有了转机，就上书嘉靖皇帝，请求替夫服刑，法司也表同情，代为请示，但嘉靖不许。后来，一个偶然的际遇使得沈束得以出狱，原来嘉靖将他关入狱中，还命令狱卒将他每天的语言饮食报告给他，称之谓“监帖”，嘉靖四十四年，一天一只喜鹊在监狱窗口叫个不停，沈束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难道罪人也有喜事吗?”狱卒将这句话当作“监帖”送到嘉靖面前，嘉靖听了心有所动，这时正值户部有个司务叫何以尚的，上疏救海瑞，嘉靖见疏大怒，将他关入诏狱，而将沈束释放了出来。沈束回到家中，其父已死，两月后，嘉靖也死去，他的小妾潘氏当初是为了给沈家生下子嗣而娶进门的，由张氏带到北京时年约二十，而沈束获释时，已经四十上下尚未圆房。
嘉靖帝对事事进谏的言官极为仇恨，多次用廷杖对付持不同政见的言官。在“大礼议”事件中，他用廷杖对付静坐哭谏的言官，一次打死十七人，罢官流放的多达二百多人，但血案并没有遏制进谏之风。“大礼议”事件过后不到两年，又发生了言官弹劾武定侯郭勋与李福达狼狈为奸的事件，他用罢官流放来对付言官，被流放的官员多达四十余人，但这也没有遏制进谏之风。到了嘉靖中期，犯颜进谏者仍是前赴后继，难以遏止，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太仆卿杨最与御史杨爵。杨最不同意嘉靖给自己放假二年求长生不老之药，而被关入诏狱，还遭廷杖重打，六十廷杖还未打完，就当场毙命。还有一位御史叫杨爵，当杨最被廷杖当场打死时，他悲愤交加，一气呵成《隆治道疏》，痛析天下危乱之因，痛陈朝政时弊，嘉靖见后愈加恼怒，密令锦衣卫将他逮捕入狱，用酷刑审讯，朝臣敬其忠烈，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铉上疏营救，又遭重杖重击而死，直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才被释放出来，这时他被关入狱中长达八年。
把言官用廷杖打死或流放荒蛮地区，朝臣自有议论，史家还要秉笔直书，传给后人，皇帝毕竟要背恶名。嘉靖改用新的一招，就是用长期监禁来遏制言官，沈束成了这种恶政的牺牲品，他不明不白地关在狱中长达十八年。但是，长期监禁也没有遏制言路，没有使言官望而生畏，到了嘉靖晚年，还出现了一个准备好棺材以死进谏的官员，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海瑞。
嘉靖帝打压打击言官的行径有很多，就不一一叙述了。以上事例已经足够说明他讨厌言官到了何种地步。我们不论他的想法是否合情合理，起码他的行为很偏激、很过度。对本身具有良好作用的言官制度来说是极具毁灭性的损害。
古人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说民意民生是统治者最需要最应当看重的因素。当一位国家领导者，堵塞民意诉求，禁止民意发表，民情就无法真正了解，民生就无法真正顾及。这样的国家就距离没落灭亡不远了。无数的历史事实都证明了这点。仅以明朝为例，嘉靖帝之后的几代皇帝，不就是在走上了下坡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