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意见:与第二种意见大致相同,不同处在于它认为此书的前身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杂家”《尉缭》29篇 。“杂家”兼合儒墨名法之说 。“杂家”《尉缭》属“商君学”,除论述军事外,还应论及政治和经济 。它虽谈兵法,却并非兵家 。《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杂家”《尉缭子》5卷 。这都和今存《尉缭子》的内容和卷数相同,可见今存《尉缭子》即“杂家”《尉缭子》 。宋人将“杂家”《尉缭子》收入《武经七书》,归入兵家 。所以后人多误认《尉缭子》为兵家之书 。
《尉缭子》反对迷信鬼神,主张依靠人的智慧,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思想 。它对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 。在战略、战术上,它主张不打无把握之仗,反对消极防御,主张使用权谋,争取主动,明察敌情,集中兵力,出敌不意,出奇制胜 。这些观点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值得参考的价值 。
《尉缭子》是战国晚期论述军事、政治的一部著作,共五卷二十四篇,南宋刻行的《武经七书》本最早 。《汉书?艺文志》杂家收录了《尉缭子》二十九篇 。唐朝初年的《群书治要》中节录了《尉缭子》四篇 。1972年,山东临沂的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也有和《尉缭子》相符的竹简书六篇 。从这几篇的情况来看,现在流传版本的文字有很多删节和讹误,篇名常和竹书不合,但基本上没有后人增加的内容 。
《尉缭子》反对军事上相信“天官时日、阴阳向背”的迷信观念,强调政治、经济对军事的决定性作用,其理论水平很高 。思想中糅合了儒、法、道各家观点,这也许是被纳入杂家的主要原因 。后半部《重刑令》以下十二篇,对研究战国时代的军法颇有帮助,所以有人把此书作为兵书来看待研究 。
齐威王时期的著作——《司马法》
《司马法》是我国古代重要兵书之一 。司马法的作者:据相关资料记载是春秋时期齐国大司马大将军司马穰苴所著,其人本姓田,受封司马大将军,故称司马穰苴 。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 。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齐威王(公元前356-前320年)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 。”汉代对《司马法》评价很高 。武帝时,“置尚武之官,以《司马兵法》选,位秩比博士” 。(见苟悦《申鉴?时事篇》)司马迁称道《司马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 。”(见《史记?司马穰苴列传》)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司马法》共一百五十五卷 。东汉以后,马融、郑玄、曹操等人的著作中,都曾以《司马法》为重要文献资料而加以征引,据以考证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军制 。晋唐之间,杜预、贾公彦、杜佑、杜牧等人,也多以《司马法》为立说的根据 。可见《司马法》当时仍具有军事权威著作的声誉 。宋元丰中(公元1078-1085年)把《司马法》列为《武经七书》之一,颁行武学,定为将校必读之书,其重视程度,也不减晋唐 。迄至清代,姚际恒、龚自珍等人,疑为伪书 。但对他们所质疑的问题,详加考查,显然根据不足 。(参见兰永蔚著《春秋时期的步兵?〈司马法〉书考》中华书局出版)
《司马法》流传至今已两千多年,亡佚很多,现仅残存五篇 。但就在这残存的五篇中,也还记载着从殷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古代作战原则和方法,对我们研究那个时期的军事思想,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
《司马法》论述的范围极为广泛,基本涉及了军事的各个方面;保存了古代用兵与治兵的原则,包括夏商周三代的出师礼仪、兵器、徽章、赏罚、警戒等方面的重要史料 。此外,还有很丰富的哲理思想,很重视战争中精神、物质力量之间的转化和轻与重辨证关系的统一 。对于人的因素、士气的作用非常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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