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桧亲笔遗嘱引出历史真相：千古罪人是冤案？( 二 ) _冤案

据了解，秦桧在遗嘱中说，高宗与岳飞的晤谈一概秘密进行，他也不能与闻。但事后高宗告诉他，岳飞一再表态自己只想规复北方迎还二帝，私心最多就是成就功名，待成功后愿意效仿石守信等解甲归田。至于帝位归属，岳飞表示那是“皇家手足间事”，没有旗帜鲜明地表态。
秦桧在遗嘱中对岳飞的战功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岳飞的善战为其议和提供相当大的便利空间，以打促谈效果很好。但岳飞有功名心，性格也比较耿直，与人不好相处，容易招疑招忌，好多次甚至与皇帝言语不合而撂挑子走人，与皇帝结了深怨。岳飞不大考虑高宗本人的利益，不仅和被囚敌国的钦宗有谣传中的来往，还多次当面劝高宗立嗣，高宗本人因有隐疾(据后世医学推断是阳痿)而无子嗣，因此十分怀疑岳飞拥兵欲立拥立之功，犯了人臣的大忌，违背了祖宗传下的抑武扬文的宗旨，估计也是因此引发高宗杀机，不惜破除“有宋以来不杀大臣”的祖训。
秦桧表示，他已竭尽全力至少保全岳云和张宪，但高宗指示全杀，他亦无奈。同僚们在岳飞被杀后不敢质问皇帝，都来质问秦桧，秦桧也不敢和不便说皇帝的意思，只好说“莫须有”含糊应对。
据透露，秦桧在遗嘱中激烈指责中国知识分子(士大夫)空言误国，“不知兵而好言兵事、不知国而好言国事”，以为慷慨激昂就能救国救民，更以为说过就等于做过了。自己不挑担子，还好以大帽子压人，政府只要提出一韬光养晦，就会被指卖国;只要一与金国议和，就会被指媚外，而战争需要大量积累，需要“暂息兵戈勤稼穑”与民生息。秦桧说自己不得不以强势压下这种言论，断了不少空谈者的仕途和财路，但“开罪言路罪在身后”，国事艰难又难免挂一漏万，身后的名声是不可指望的。有意思的是，秦桧说岳飞对知识分子的空言比他还反感，并认为岳飞本人究竟并非读书人出身，更注重实战成效。
秦桧在遗嘱中辩解说，帝位一旦有纷争，内战必起，国家必亡，因此不如保全半壁江山;而即使帝室无恙，但毕竟皇帝已经对拥兵大将起了猜忌，此隙一开绝难弥合，即使岳飞本人无所谓，但手下骄兵悍将也难保万一。至于自己事后为皇帝分谤，从公议而言，高据相位责无旁贷，为江山社稷只好牺牲自己的令名;从私情来说，高宗于他有“知遇之恩、信任之专”，他也只能为知己者死。所以，教诲子孙，高宗在位或可保秦家富贵，而高宗百年后秦家必将被清算，“民忿欲泄终需泄” 。他感慨，“生逢乱世家国颠沛”，总想做点经世济国的实事，但“为实事者均不见容于当下”，岳飞难以见容于皇帝，而他必将更难以见容于言官史册，后世只有那些维持乱世危局的当局者才能体会他的苦心了。
据专家介绍，民间形成定见的秦桧是金国“奸细”的看法，都无实证，却有很多反证。南宋的史学家就留下很多资料，如李心传写的《要录》说，秦桧不是金人“*细”，只是主和派而已。徐梦莘写的《三朝北盟会编》说，前御史中丞秦桧和家属从金军占领的楚州孙村中逃归至涟水军丁祀水寨，只使用“逃归”二字。熊克写的《中兴小记》说，秦桧从敌中归来，也没说他是“奸细” 。
只有张邦昌友婿朱胜非写的《闲居录》说，秦桧全家及婢仆从金国归宋，不是“逃归” 。朱胜非是拥护张邦昌的，而秦桧是一直反对金人立伪张邦昌，秦桧与朱胜非矛盾尖锐。秦桧执政时，朱胜非被废居八年，有利益冲突，因此专家认为可以断定朱胜非《闲居录》所记是对秦桧的打击报复。另有《金人南迁录》说，天会八年，金国诸臣害怕宋朝君臣报复，主张放纵秦桧归宋朝。然而《金人南迁录》是一本谬误百出的书，此书对秦桧的叙述是“晓然傅会”，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