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寇老西儿只是一个存在于虚幻世界中的圣贤,而寇准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 。
如果只是说说评书、过过嘴瘾的话,人们对寇老西儿的向往其实也没有什么坏处,给社会树立一个虚拟的道德楷模也未尝不可 。但是,如果把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当了真,变成了制度,真的要求官员们都得是寇老西儿,那后果可就严重了 。朱元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
明朝正一品官员的年俸是1044石禄米,依次递减,最低的从九品是60石 。光从数字上来看也许还说明不了很多问题,一年几百石粮食,虽然算不上宽裕,但过个一般的小康生活应该还是够的吧 。但要命的是,这些禄米的一半以上是用大明通行宝钞支付的 。
由于明朝政府滥发纸币,宝钞的价值早就在恶性通货膨胀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仅仅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宝钞的市价就跌到了官价的1/4,永乐年间更跌到原价的1/30以下,所以这些所谓“折支”的部分俸禄实际上就相当于被克扣了 。这就意味着一名位极人臣的一品大员一年的薪俸仅有大约40石粮食,这里面还要包括他自己的大部分办公开支 。这让他如何生活、如何养家、如何支付交际应酬的开支、如何去供应自己的幕僚和差役们呢?要知道这个数字只是宋朝同级官员俸禄的不到1%!
极度寇老西儿化的制度的结果是什么呢?与朱元璋所期望的恰恰相反,不但没有人人争做寇老西儿、喝“圈茶”,反而是一批又一批的官员前赴后继地要去当蔡京、高俅 。
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并不难理解 。大凡反腐倡廉,应当从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是给官员以适当足够的薪酬,解决“不必贪”的问题;其次是思想政治教育,解决“不想贪”的问题;第三是建立健全监督和约束制度,解决“不能贪”的问题;最后才是对腐败分子实行严厉打击,解决“不敢贪”的问题 。此外还要有适当的法律体系来作为整个反腐败工作的保障 。
而明朝的情况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首先,朱元璋的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寇老西儿政策,彻底粉碎了“不必贪”的任何可能性——官员们想吃块肉就必贪无疑 。如果我们认为朱元璋的设想状态是令人满意的,不在乎官员贪腐,那么确实没有必要再提高官员们的待遇了,甚至乎你把官员的正俸都给他扣光,乃至要官员们倒贴(卖官),都照样会有无数人对当官趋之若鹜 。然而,这真的是我们想要的社会吗?一旦真的要打击腐败,而又不提高官员待遇的话,人才流失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
朱元璋时代猛杀贪官的时候,就出现过这样的现象,官员们辞官的辞官,装疯的装疯,甚至于常常遇到找不到人当官的尴尬局面 。实在没有办法了,就直接到国立大学(国子监)里去抓大学生,也不管学得怎么样,有没有工作经验,一概拉去当官,而且不是从基层干起,而是一下子就赶鸭子上架到相当高的职位上去,最离谱的竟然有直接授布政、按察使的 。倘若一个人文学院学习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大二学生,突然被人从宿舍里叫出来,告诉他,明天要去某个省当省长或是政法委书记 。不难想象,这位新任的封疆大吏能够给他辖区的几百万人民提供些什么样的服务 。
当然,从理论上来说,如果能够真正切实地解决“不想贪”的问题,那么包括“不必贪”在内的其他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人人都是寇老西儿不就天下太平了吗?然而,这又回到了我们一开始的问题——您愿意喝“圈茶”不?
同样,一味理想化的政策导向也使得明朝过于严苛的反腐败法律体系变得完全无法执行,除非你能把99%的官员都杀掉 。于是,有法可依变成了无法可依,量刑全靠官员主观决断,腐化堕落、得财买放皆生于此 。而煌煌的《大明律》、《大诰》剩下的唯一功用就是成为某些人手里进行政治迫害的工具,用来寻机找茬打击自己的政敌,而真正的大蛀虫却得以逍遥法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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