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高考的特殊性：科举历史上独特的南北榜( 三 ) _科举

明朝科举，以“八股文”取士，这种考试方式本身就给南方学子提供了优势。今人说八股文，多以为是明王朝首创，其实八股文取士，开始于北宋王安石变法，当时王安石革新科举制度，提出以“经义之学”取士，但对文体无特殊要求，这是八股文的开始。随着时间推移，对八股文的要求越发细化，其风格特点也日益明朗。明朝科举的实际制定者，正是“浙东四子”中的刘基和宋濂，其考试规范、考试范围、考试要求，更适合江南学子。每次开科，南方学子自然“驾轻就熟” 。
事实上，从洪武三年明王朝第一次科举考试开始，南方考生的成绩，就一直在北方考生之上。比如洪武三年的科举乡试，南方的录取名额是350人，北方仅有250人。“南北榜”案之前的明王朝6次廷试，状元清一色都是南方人。而从录取比例上看，也有南方中榜者逐渐增多，北方中榜者日益减少的趋势。“南强北弱”的大格局，明王朝上下其实早已心知肚明。
然而饶是如此，为什么到了洪武三十年，会发生“清一色南方人”这样的低概率事件呢?而早已“心知肚明”的朱元璋，为什么会做出激烈的反应?
事实上，科举考试，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考试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低概率事件”的发生，以及朱元璋的激烈反应，都与一件政治事件有关--蓝玉案。
震动明王朝上下的蓝玉谋反案，持续数年，株连人数达到10万人，其中尤以各级官吏居多。蓝玉常年镇守北方，案件爆发后，因他而遭株连的官员，也多为北方人，其中科举出身的北方官员甚多。血雨腥风下，许多读书人甚至视做官为畏途，纷纷逃避科举考试。其实在这次科考之前，明朝礼部的奏报上就曾说：“今北方士子，应试者减半也。”
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朱元璋自然深懂“恩威并施”之道，在经过了长时间的清洗之后，“威”已施过，选择合适的机会“施恩”，缓和与北方知识分子间的矛盾，稳固统治，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而科举是最好的方式。然而无论是最早作为主考的刘三吾，还是曾质疑刘三吾，后来又受命复核试卷的张信，都是心无杂念的纯知识分子，坚持以才学取士，南北考生水平上的差距，外带二人的公正，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事件。满朝哗然之后，朱元璋自然不能承认南北考生水平差距的事实，这样等于开罪于北方士子，南北榜的出台，也就成了最好的折中办法，诸位公正的考官，只好无奈地做了替罪羔羊。
在“南北榜”事件中，既然朝廷上下对这种现象心知肚明，却依旧引起轩然大波，使各路朝臣议论纷纷，在案件中相互指摘，推波助澜，最终酿成各考官的冤案。除却上面所说的政治目的，还有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中国科举制度的“南北矛盾” 。
到这个矛盾，还要追溯到宋朝。中国官场向来有“南相北将”之说，但在宋朝，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北宋的科举，素来“重北轻南”，北宋真宗以前，所有的宰相都是北方人，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曾在宰相堂手书“南人不得坐此堂” 。宋真宗后，南方考生得中者渐多，宋朝的文化名士，如“三苏”等人也多来自南方，到司马光为相时，又曾设置“分路取士”法，压制南方考生的录取名额。到元朝时期，虽恢复科举，但色目人和蒙古人得到优待，汉人遭到排挤，被打压的考生，又多为南方人，南北方考生之间的名额之争，其实由来已久。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位30年里，南方学子可谓扬眉吐气，在历次科举中占有绝对优势。北方学子除了争夺科举中极少的名额外，只能通过监生、举荐等非科举方式入仕，在官场中也多受压制。“南北榜”事件的发生，恰好给了诸多北方官员“反攻倒算”的机会。在整个事件中，连篇弹劾考官的御史们，大多来自于北方，告发张信与刘三吾串通舞弊的，正是河南籍御史杨道。如此情形，连后来修《国榷》的谈迁也感慨：“众议汹汹，非为公怒，乃为私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