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高考的特殊性:科举历史上独特的南北榜( 三 )


明朝科举,以“八股文”取士,这种考试方式本身就给南方学子提供了优势 。今人说八股文,多以为是明王朝首创,其实八股文取士,开始于北宋王安石变法,当时王安石革新科举制度,提出以“经义之学”取士,但对文体无特殊要求,这是八股文的开始 。随着时间推移,对八股文的要求越发细化,其风格特点也日益明朗 。明朝科举的实际制定者,正是“浙东四子”中的刘基和宋濂,其考试规范、考试范围、考试要求,更适合江南学子 。每次开科,南方学子自然“驾轻就熟” 。
事实上,从洪武三年明王朝第一次科举考试开始,南方考生的成绩,就一直在北方考生之上 。比如洪武三年的科举乡试,南方的录取名额是350人,北方仅有250人 。“南北榜”案之前的明王朝6次廷试,状元清一色都是南方人 。而从录取比例上看,也有南方中榜者逐渐增多,北方中榜者日益减少的趋势 。“南强北弱”的大格局,明王朝上下其实早已心知肚明 。
然而饶是如此,为什么到了洪武三十年,会发生“清一色南方人”这样的低概率事件呢?而早已“心知肚明”的朱元璋,为什么会做出激烈的反应?
事实上,科举考试,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考试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低概率事件”的发生,以及朱元璋的激烈反应,都与一件政治事件有关--蓝玉案 。
震动明王朝上下的蓝玉谋反案,持续数年,株连人数达到10万人,其中尤以各级官吏居多 。蓝玉常年镇守北方,案件爆发后,因他而遭株连的官员,也多为北方人,其中科举出身的北方官员甚多 。血雨腥风下,许多读书人甚至视做官为畏途,纷纷逃避科举考试 。其实在这次科考之前,明朝礼部的奏报上就曾说:“今北方士子,应试者减半也 。”
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朱元璋自然深懂“恩威并施”之道,在经过了长时间的清洗之后,“威”已施过,选择合适的机会“施恩”,缓和与北方知识分子间的矛盾,稳固统治,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而科举是最好的方式 。然而无论是最早作为主考的刘三吾,还是曾质疑刘三吾,后来又受命复核试卷的张信,都是心无杂念的纯知识分子,坚持以才学取士,南北考生水平上的差距,外带二人的公正,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事件 。满朝哗然之后,朱元璋自然不能承认南北考生水平差距的事实,这样等于开罪于北方士子,南北榜的出台,也就成了最好的折中办法,诸位公正的考官,只好无奈地做了替罪羔羊 。
在“南北榜”事件中,既然朝廷上下对这种现象心知肚明,却依旧引起轩然大波,使各路朝臣议论纷纷,在案件中相互指摘,推波助澜,最终酿成各考官的冤案 。除却上面所说的政治目的,还有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中国科举制度的“南北矛盾” 。
到这个矛盾,还要追溯到宋朝 。中国官场向来有“南相北将”之说,但在宋朝,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北宋的科举,素来“重北轻南”,北宋真宗以前,所有的宰相都是北方人,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曾在宰相堂手书“南人不得坐此堂” 。宋真宗后,南方考生得中者渐多,宋朝的文化名士,如“三苏”等人也多来自南方,到司马光为相时,又曾设置“分路取士”法,压制南方考生的录取名额 。到元朝时期,虽恢复科举,但色目人和蒙古人得到优待,汉人遭到排挤,被打压的考生,又多为南方人,南北方考生之间的名额之争,其实由来已久 。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位30年里,南方学子可谓扬眉吐气,在历次科举中占有绝对优势 。北方学子除了争夺科举中极少的名额外,只能通过监生、举荐等非科举方式入仕,在官场中也多受压制 。“南北榜”事件的发生,恰好给了诸多北方官员“反攻倒算”的机会 。在整个事件中,连篇弹劾考官的御史们,大多来自于北方,告发张信与刘三吾串通舞弊的,正是河南籍御史杨道 。如此情形,连后来修《国榷》的谈迁也感慨:“众议汹汹,非为公怒,乃为私怨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