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说法来自清朝沈荀蔚所著史书《蜀难叙略》 。据说 , 当年张献忠焚舟之时 , 一位幸存船夫投奔杨展 , 据实相告 , 杨展于是针对木筒特点 , 命部下用长枪在江中打捞 , 一旦发现木筒 , 便将其钉住、拖出 。杨展是嘉定人(今四川乐山) , 在整个四川因战乱饥荒严重之时 , 唯有嘉定富庶稳定 , 时人在称赞杨展时也说“蜀为赖之” 。后人因此推测 , 杨展正是靠着打捞上来的飞来横财 , 才做到这一点 。
清朝占领四川后自然也不会放过对这笔财富的搜寻 。《彭山县志》记载 , 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冬 , 一位捕鱼人在锦江中打捞起一把刀鞘 , 消息传到总督孙士毅耳中 , 孙立刻派人赶赴江口 , 经过数日打捞 , 终于打捞起万两白银及大量珠宝玉器 。
到清末 ,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 , 为解决朝廷的财政困难 , 翰林院编修陈泰初旧事重提 , 呈请寻找这笔财宝 , 并说曾亲眼看到彭山、眉山等地居民捞到遗弃的银子 。捉襟见肘的咸丰皇帝于是命令成都将军裕瑞“悉心访察 , 设法捞掘 , 酌量筹办” , 最终却一无所获 。
时间的流逝并没有消减人们对财富的追寻和渴望 。民国时期 , 一位姓杜的清朝遗老因犯案走投无路 , 受到曾任四川省府秘书长的杨白鹿接济 , 在杨家一住就是几年 。为报恩 , 临别前 , 杜将多年来随身携带的一个檀木匣转赠与杨白鹿 , 并说 , 匣内所藏是张献忠埋银的地点图样 , 由当时参与埋银的一名石匠偷偷绘制 , 几经辗转流落杜家 , 希望杨白鹿能“善为运用” 。此后多年 , 杨白鹿一直珍藏木匣 , 从未向任何人透露 。
1937年冬 , 杨白鹿将此事告诉了当过师长的好友马昆山 , 两人一拍即合 , 认为此事大有可为 , 于是四处奔走 , 成立了锦江淘金公司 , 专事打捞宝藏 。他们按照原图纸方位丈量、细密探索 , 推断出埋藏金银的地点就在成都望江楼下游对岸 , 原石佛寺下面三角地段的交叉点左侧的江边 。于是 , 趁着1938年冬河水较小的良机 , 锦江淘金公司组织开挖 , 却没有任何收获 。他们不死心 , 1939年冬又继续挖掘 , 上百人前前后后忙活了10个多月 , 竟真挖出一个大石牛和一个大石鼓 。“石牛”、“石鼓”都出来了 , 依照那个广为流传的歌谣 , 能买下成都府的“万万五”还远吗?杨白鹿等人赶紧买来金属探测仪 。不久后的一天 , 金属探测仪发出了嗡嗡的响声 。“找到了!”消息迅速传遍川蜀大地 , 挖宝事件被传得神乎其神 。但历史又一次和人们开了玩笑 , 工人们费尽心力 , 却只挖出3大箩筐铜钱 。
真相一次次擦肩而过
虽然轰轰烈烈的寻宝事件终以闹剧收场 , 但此后几十年 , 仍不断有老百姓从江中打捞出财物 。
1990年8月 , 彭山县江口镇渔民邬长福网得大小银锭各一枚 , 大的3斤 , 小的1两;1998年7月 , 彭山县灵石乡村民张志华在河中淘沙 , 却淘出一个银鼎……
2005年4月 , 彭山县的引水工程在江口镇岷江河道内施工时 , 从地表下3米处挖出一个内有七锭银元的圆木 , 银锭上刻着“崇祯十八年□日”、“黄冈县银四拾两正”等字样 , 经四川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 , 其确为崇祯时期所征税银 。通过铭文能看出 , 这批银锭来自湖南沅陵县、湘潭县 , 湖北京山县、黄冈县等地 , 与当年张献忠转战之地十分吻合 , 时间上也是同步的 , 无疑可以视作“江口沉银”的又一力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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