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则,卢仝有临终“托孤”之举,证明他属正常死亡,而非横死 。
贾诗中的“托孤遽弃移”句,可知卢仝的儿子还很小 。唐宪宗元和六年(811年)韩愈曾有《寄卢仝》一诗,内中有句说:“去岁生儿名添丁 。”可证卢仝的儿子生于元和五年 。如果卢仝死于甘露事变,那么添丁已经26岁了,早已成家立业,何谈“托孤”?
也许有人会拿刘备托孤孔明时刘禅已17岁,唐太宗托孤于长孙无忌、褚遂良时高宗已 22岁的故事,证明贾诗用“托孤”一词,对20多岁的添丁来说并未背离常理,而这恰恰是典型的背离常理 。上述两起托孤事件本身就属非常事件,都以皇帝退位、继主庸碌、当时所处环境复杂等特殊条件作为背景 。何况宫廷内部之争情况特别复杂,不宜推论平民百姓之正常托孤 。退一步讲,即使卢仝是在添丁20多岁时的“甘露之变”中遇难,那是场突发事变,当时刀光剑影、尸横遍地,卢仝怎能有未卜先知向贾岛从容托孤的机会和时间 。可见,卢仝“罹难”托孤之说违背贾诗原意 。
此外从卢仝的性格特点来看,他也不可能成为王涯的座上客 。
据《旧唐书·王涯传》记述:王涯“贪权固宠,不远邪佞之流”,“性啬,酷好前古名书画,有不可得必百计倾陷取之,逼孤凌弱以积珍奇” 。在任盐铁转运使时,“涯榷盐苛急,百姓怨之 。及甘露祸起就诛,悉垢之,投以瓦砾,须臾成堆” 。王涯这样的为人,作为志怀冰霜的卢仝,怎可能向他高攀结友,更不可能亲热到“会食、留宿”的地步 。
又据《旧唐书·李训传》载,王涯被捕前,正在中书省内政事堂会食,会食者皆为同是宰相的贾餗、舒元舆等人,卢仝作为一名白衣寒儒,当然不可能跑到政事堂去参加会食 。即使厕身其间,又岂能安于几席 。再则,事变发生后,王涯即从宫中仓皇出走,怎可能还在书馆内聚集诸客会食、留宿,“诸客”又怎能安然在这是非之地逗留?
这其中的种种矛盾不难发现,宋元时期的文人笔记是以讹传讹,越传越神 。如,抓捕卢仝时,因其无发而于脑后加钉,甚至把卢仝在元和五年为儿子起名“添丁”这样一件平常琐事也拉过来作为“脑后加钉”的预兆谶,可谓异想天开 。对此事,传述卢仝“脑后加钉”的宋人刘克庆也不以为然,他怀疑这是“好事者为之”,感慨道:“仝处士,与人无怨,何为此谤?”由以上论述可知,诗人卢仝是死于疾病,不是什么偶然卷入“甘露之变”而罹难 。他的生年应定在773年前后,比韩愈小5岁,比贾岛长6岁,属同辈人 。
真真假假,卢仝的死的确不是几句话可以说得清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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