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魔窟：二战时有多少中国人死于纳粹集中营？( 三 ) _集中营

1939年前后，纳粹政权逐步加大对移民的迫害。
1944年5月初，“水手馆”陈纪林接到纳粹内线的密信，说纳粹准备向中国人动手。他紧急告知了当地华人，几日内，100多名中国人逃离唐人街。1944年5月13日，秘密警察以凭空捏造的“通敌罪”将首饰街的中国人全部逮捕，投进位于威廉斯堡的“明日集中营” 。
140多名华人集中营受凌辱
虽然唐人街几乎被毁灭，但有一家名为“香港饭店”的小旅馆，至今仍延续着百年前“汉堡小中国”区的历史。旅馆不大，只有一层楼，总共加起来不到15间客房。50多岁的女店员布基特指着墙上挂着的两任旅馆老板的照片，向人们讲述起旅馆创始人张先生的故事。
在纳粹当局于1944年展开的“中国行动”中，张先生也未能幸免。在狱中，中国人遭受严刑拷打，部分人不堪重负和凌辱而死，但凭借坚强的毅力和不懈的抗争，张先生与其余140多人活了下来。战后，他们重获自由。然而，由于战争重创，中国人都纷纷离开了汉堡，只有张先生等少数人留了下来。
张先生重新盘下“香港饭店”，克服重重困难后，几乎以一己之力延续着唐人街的历史。战后，曾经以来往汉堡的中国旅客为主要客源的旅馆生意，因中国人的离去变得举步维艰。张先生闯过了一道道难关，将“香港饭店”的生意坚持下来，并操持得有声有色。
1983年，张先生去世之后，这家旅馆由他的女儿接管。现在，这家“百年老店”虽然经历诸多风雨飘摇，却仍然稳稳地屹立于“小中国”区的街角，接待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
朱德元帅女儿回忆集中营里的黑暗岁月
德国法西斯6月22日向苏联发动了战争，侵略的铁蹄踏上苏联的国土，我们疗养的地方首当其冲成了沦陷区。顷刻间，远离祖国的我又失去了革命的“家” 。
疗养院的孩子里，只有两个是中国孩子，我和张闻天的儿子。他仗着男孩胆大，趁黑夜逃出了疗养院，想跑回莫斯科，可被无情的炮火炸死在途中，那年他才12岁。这是我后来离开德国集中营，回到苏联才知道的。
没有多久，我们十多个夏令营的孩子被德国鬼子塞进闷罐火车，押往德国境内。火车整整走了一个星期，挤在臭气熏天、瘟疫蔓延、死人病人成堆的囚车里，我都麻木了，不知道哭泣，不知道害怕，也不知道死活，直到下火车，站在刺目的阳光下，看见自己的影子在晃动，这才相信自己还活着。
进入集中营前，每个人都要换掉身上所有的衣服，没收携带的物品。我眼睁睁看见一个德国鬼子拿走了父亲送给我的派克钢笔，那是父亲给我的惟一纪念。我不知哪来的胆量，悄悄将一枚列宁胸章含进嘴里，我不想再失去这个国际儿童院的纪念。这个能带来杀身之祸的举动居然躲过了德军的严格检查。以后，这枚胸章成为我的希望，期盼有一天能从这个城狱回到祖国，回到父亲的身边。
晚上，月光照在囚室的窗棂上，我用手掌摩挲着胸章，只有这时我才能拿出来摸摸，慰藉自己：明天或许就会自由了，明天或许战争就结束了……然而，天一亮，所有的明天又化为皮鞭、做工、吃发霉的黑面包。
对明天的期盼和明天的无情整整伴随我在集中营渡过了4个寒暑。
我被押送纳粹集中营，莫斯科国际儿童院的老师和同学都不知道。我的失踪，让斯大林操了不少心，在苏联红军进入战略反攻收复沦陷区时，他亲自下达指示：解放一个城市寻找一个城市，一定要找到朱德总司令的女儿。到收复最后一个沦陷城市也没有找到我。
大家都以为我遇难了。
谁能想到此时的我会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即使想到了，那也肯定必死无疑，因为我是中国八路军总司令的女儿，一个患病的弱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