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如果北魏没有妇人的坐镇,这种来自“外家”的威胁也就不会存在 。在历代皇帝中,有拓跋珪这种独特视角和忧患意识的,实不多见 。为了让制度顺利实行,为了消除妇人干权,拓跋珪需要一种无形而又高压的力量,来堵住悠悠之口 。于是,他谎称拓跋部有“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的祖制,将刘氏“以旧法”处死 。《魏书·太宗纪》记载了拓跋珪对儿子的教诲:“昔汉武帝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参与国政,使外家为乱 。汝将继统,故吾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 。”既然“子贵母死”不同于“立子杀母”,拓跋珪为什么又要搬出汉武帝呢?笔者认为,北魏正倾心汉化,拓跋珪“远同汉武”,就把表似神非的两种概念钩挂在一起,从而为“子贵母死”披上了一件合乎礼法的外衣 。
【北魏后妃为何都不愿生太子?只因一个要命的祖制】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子贵母死”的阴影下,到了元恪时期,竟然出现了“椒掖之中,以国旧制,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魏书·皇后传》)的局面,堕胎现象也屡见不鲜 。再者,皇后高氏“性妒忌,宫人希得进御”,元恪面临着绝后的政治危机 。后来,胡氏不惧“子生身死”,艰难地为元恪生下了元诩这根独苗,因功“进为充华嫔” 。为皇统大计,元恪废除了“子贵母死”制度 。始于天赐六年(409),止于延昌元年(512),“子贵母死”在北魏沿袭七代,历经百年,见证了拓跋鲜卑的兴衰 。这一制度,是氏族社会碰撞封建专制的产物,是北魏推进制度转型的催化剂,所以,它只是一时的权宜之举 。它虽然有一定合理性,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妇人干政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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