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小贩的幸福生活：利润率奇高商品多免税( 二 ) _商业

【宋朝小贩的幸福生活：利润率奇高商品多免税】 想致富，首先要有高利润。在宋人的笔记中，有经营为“逐什一之利”、“逐什百之利”的记载，所以一般认为宋代商业的平均利润率为10%左右。
但是，这只是平均利润率，很多商品的利润率远不止于此。让我们看看东京笼饼的价格轨迹。
据《春渚纪闻》记载，宗泽在宋高宗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出任东京留守时，让自己的厨师按照市面上的规格制作了一批笼饼，经过测算，得出每枚笼饼的成本为6文钱，而根据宗泽的回忆，他在宋哲宗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初到东京时，每枚笼饼卖7文钱。
初看元祐六年每枚笼饼利润仅1文钱，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北宋后期开封粮价一路上涨，相隔38年后，建炎元年的粮食已是天价。
根据史料记载，宋哲宗执政后期物价一直上涨，到宋徽宗继位后更是物价暴涨，不可收拾。
《宋史·食货志》记载了东京在宋徽宗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的米价为“石二千五至三千” 。
宗泽就任东京留守正值靖康之难后，金兵初退，东京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尽管宗泽使用铁腕手段抑制物价，到建炎三年米价仍维持在每升四五千的水平，已是宣和四年的100多倍。
因此，元祐六年的粮价应远低于建炎年间的水平。
米价涨落是粮食价格乃至整个物价起伏的风向标。而粮食价格是决定笼饼成本的主要因素。结合物价上涨幅度，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元祐六年一枚笼饼的成本可能不到建炎元年的一半，也就是说，成本不足3文钱，其毛利率超过了60% 。
这还不算利润最高的生意。南宋初期，社会上流行着这样一句谚语：“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著行在卖酒醋。”这里的“行在”就是临安(杭州) 。由于开酒店最赚钱，因而临安酒店林立，时人有“青楼酒旗三百家”之说，其中不乏小贩经营的小酒店。即便以下层人民为主要顾客的所谓碗头店，利润率在50%以上也相当正常。
利润率如此，而小贩由于本钱小，资本周转往往很快，一旦经营商品适销对路，当然能获得更高的利润。
宋朝商税不威胁人民的生活。决定小贩收入的第一因素是利润，而政府的税收又对其利润产生着重要影响。
宋代的商税有两种：对经过收税点的过往商贩收取的税称“过税”，税率2%；对店铺与城镇摊贩收取的税为“住税”，税率3% 。另外，对于少数特定商品，政府要收取10%的实物作为抽税，但应税商品在抽税后不再征收过税和住税。表面上看，过税税率较低，但由于相同货物可以在不同关卡重复收税，因此实际过税往往高于住税。
各项加起来，商税有时超过了商品价值的10% 。学者程民生在《宋代地域经济》一书中对各地的商税做了统计，得出全国户均商税额为467文。
不过，宋代发生重大灾害时，政府对商税的征收都要加以斟酌，视情况减免特定商品的税率，如宋宁宗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3月4日，因临安府大火，烧毁房屋无数，急需竹木建房，朝廷下旨：凡官民与贩及收买竹木等免收税两个月。
宋室南渡后，对于米谷、茶盐、柴炭等生活必需品，不分常时与非常时都免除商税。日本著名学者加藤繁认为：“在宋代的商税政策中，应该承认有着不使威胁人民生活的精神和重农主义。”
像武大郎这样的小贩，不大会去经营那些抽税商品，并且由于本钱小，很少有能力承接长途贩运的业务，一般只在市镇内或相距不远的几个市镇。
而《庆元条法事类》明确规定，不得无故在离城五里外向过往商人收税，违者杖责八十。所以，小贩所能承担的过税微乎其微，3%的住税和少量过税负担对他们的收入并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宋朝的商业政策，也影响到后世，明代的商税税率就极低，仅“三十而取一”，多收即属违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