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宫佳丽三千乾隆为何还要六次下江南？( 二 ) _江南

乾隆用自己的一生的三十年六下江南巡幸江浙各地，可见他将巡幸江南作为朝廷最重要的大事来办。因此，他在《南巡记》一文中，总结性地叙述了六次南巡的原因、目的及成效。其实，早在他第一次下江南的两年前，也就是乾隆十四年，即公元1749年十月初五日和十七日，乾隆就已经相继下了两道上谕，讲述欲于十六年巡幸江南的原因，大致有四点：一是江浙官员代表军民绅衿恭请皇上临幸;二是大学士、九卿援据经史及圣祖南巡之例，建议允其所请;三是江浙地广人稠，应该前去，考察民情戎政，问民疾苦;四是恭奉母后，游览名胜，以尽孝心。
这些理由固然存在，但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这就是江浙两省的客观环境和历史条件。江浙两省虽然地盘不大，人口也不特别多，大约只占国土面积和总人口的百分之二，但它是鱼米之乡，其经济条件和人文条件都在全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两省上交的赋银赋粮分别达到全国赋银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八和赋粮总数的百分之三十，盐课银占全国盐课银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八，关税占全国税额总数的一半。江浙两省地杰人灵，人文荟萃，是全国文化最发达地区，才子学者之多，数倍数十倍于其他省份。仅以关系到政局和学术文化界的科举而言，从顺治三年到乾隆六十年的一百五十年里，共举行了六十一次科考，其中，江浙两省出了五十一位状元，占全国状元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七;出了三十八位榜眼，占榜眼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二;出了四十七位探花，占探花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七。
而以朝廷大学士和九卿、督抚等重臣来看，江浙两省出了很多大学士和尚书总督巡抚，像状元出身的吕宫、徐元文、于敏中等都任至大学士。另一方面，江苏、浙江又是明末遗民活动的中心，反清思想和反清言行一直不断，发生了多起文字狱。没有江苏、浙江这两个省巨大的财政收入和绅衿支持，清朝的统治是很难巩固的。牢固控制住江浙两省的。充分利用江浙的财力人力和物力，来发展其“盛世”，这就是乾隆六下江南的根本原因。
乾隆六次巡幸江南，所经之地和所做之事，虽然不尽相同，但大体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即蠲赋恩赏，巡视河工，观民察吏，加恩缙绅，培植士类，阅兵祭陵。
乾隆帝在六下江南期间，多次下谕，蠲免江、浙、皖上千万两银子。第一次南巡时，谕免乾隆元年至十三年江苏积欠赋银二百二十八万两、安徽积欠三十万余两，及浙江本年应征银三十万两;第二次南巡，谕免江、浙、皖三省二十一年以前积欠钱粮，又免浙江漕银二十余万两;第三次南巡，谕免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三省积欠钱粮，又免浙江漕银等项二十七万余两;第四次南巡，谕免江苏、安徽两省钱粮一百四十三万余两及浙江的十三万余两;第五次南巡，谕免江苏、安徽三十九年至四十四年欠银一百三十余万两;第六次南巡，谕免江苏、安徽欠银一百三十1余万两。总计六次南巡免银在一千万两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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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史料记载，乾隆极其重视河工海防，把它视为六巡江南的一个主要目的。江苏、安徽、浙江经常发生水灾，乾隆七年，黄河、淮河同时涨水，江苏、安徽的海州、徐州等府五十余州县“水灾甚重”，灾民多达七百多万人。在乾隆写的御制《万寿重宁寺碑记》和《南巡记》里，他着重讲到，“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六巡江浙，计民生之最要，莫如河工海防”，“临幸江浙，原因厪念河工海塘，亲临阅视” 。这些话并非空谈，而是乾隆倾尽全力大兴河工的历史实际的真实概括。河工兴修规模之大，投入财力物力人力之巨，兴修时间之长，乾隆可以称之为古今惟一的帝王。以经费而言，每年河工固定的“岁修费”，多达三百八十余万两，约占每年朝廷“岁出”额数十分之一还要多。临时兴修的大工程，又动辄用银几百万两，像蔺阳青龙岗之工，“费帑至二千余万” 。在乾隆四十九年的御制《南巡记》里，他对几十年大兴河工的情形作了总结，主要是四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