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皇帝是提出老百姓吃饭不要钱第一人?(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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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国人评判历史的标准,杨广的这几个大手笔并不是一个安于享受的帝王愿意去做的 。不管出于怎样的一番考虑,中华帝国以一种另类的姿态趋向杨广心目中的理想世界 。一颗浮躁而澎湃的霸主之心,也由此得到了空前的满足 。对于诗人杨广来说,他要构建属于自己的乌托邦世界;可是对于皇帝杨广来说,这又是一项宏大而艰难的命题,而他又没有能力处理好个人英雄主义与千秋功业、人民的幸福感三者之间的关系 。营建东都,为了证明自己是权力正统的核心;修建长城,是为中华帝国树起一道坚固的屏障;修筑运河,是为了贯通南北漕运的血管;征伐高丽,是“圣王之业”弈局中最为重要的一步棋,也是杨广运作帝王权力的胜负手 。
在天下承平、国力强盛之时,用这种大工程来装点盛世的繁华是掌权者通常会采用的方式 。如此集中、如此大规模地将这些形象工程连续上马,全国老百姓在短时间内几乎都被集中到劳动工地上 。
杨广从即位那一刻起,就在倾力打造一个庞大的劳动生产线 。中华版图宛如一个巨型的劳动竞赛场,他让自己的帝国陷入无休无止的大役之中,老百姓在生命难以承受的重压之下苦苦挣扎 。
据史料记载,隋炀帝时期最著名的三大工程是,大业元年修东都洛阳,总计用十个月的时间,每月用工两百万;大业三年修长城,发丁百余万;大业元年到大业六年修大运河,累计用工三百万以上 。
那么,大业年间老百姓的负担到底有多重呢?史学家胡如雷先生曾经做过一项估算 。从仁寿四年(604年)隋炀帝即位,到大业八年(612年)第一次东征高丽,在这八年的时间里,隋王朝一共上马了22项大的工程,总共动用的人力达到三千多万人次 。隋炀帝时期全国人口才四千六百万,而八年时间就动用了三千多万人,每年平均征用四百万左右的劳动力,将近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几乎是全国男丁的总数 。那些罪在当下、利在千秋的伟大工程,在当时看来完全是劳命伤财之举 。
杨广为了成就自己的圣王之业,让整个帝国陷入到这种全民皆兵、全民皆役的疯狂状态中 。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尤其是山东、河南一带,水灾成患 。自然灾害对中国农耕社会经济的破坏,往往是一道无可挽回的致命伤 。
中国的季风性气候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气候,广袤的中华大地局部灾害是无年不有 。更何况当时的情形已是“丁男不供,始役妇人”,男丁被抓去参与对外战争或者直接送到帝国大工地上当民工,由此造成“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 。也就是说,老百姓为了能够生存下去,很多人被逼沦为匪盗,冒着生命危险用非法手段来获取血酬以维系自己生存的底线 。
民间沸腾如此,那些稍稍有点民本思想的帝王,应该会有所警醒 。他们往往会通过调整政治策略,来达到休养生息的目的,为紧绷的帝国神经做暂时性的舒缓 。可是对于自视甚高、一心只想着早日成就圣王霸业的杨广来说,不但没有丝毫的收敛迹象,反而更加变本加厉 。其实他并不是要存心折腾天下百姓,在他的利益计算里,那些挣扎于底层的百姓的生与死与他的千秋大业放在一起称量,根本算不了什么,不过是有血有肉的服劳役的工具和服兵役的兵器而已 。
老百姓挣扎于死亡线上,各地的局势已呈烈火烹油之势,揭竿而起者比比皆是 。可是杨广依旧沉迷于自己的英雄大梦中无法清醒过来 。叛乱,在杨广看来,那不过是疏通民怨的一条管道,成不了气候的叛乱,根本经不起帝国军队的轻轻弹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