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唐代,杜牧《题荀文若传后》云:“荀文若为操画策取兖州,比之高、光不弃关中、河内;官渡不令还许,比之楚、汉成皋 。……及事就功毕,欲邀名于汉代,委身之道,可以为忠乎?”杜牧对荀彧之死完全持否定态度,他认为“邀名”是荀彧立晚节的动机 。司马光反驳此说不合人情:“凡为史者记人之言,必有以文之 。然则比魏武于高、光、楚、汉者,史氏之文也,岂皆彧口所言邪!用是贬彧,非其罪矣 。且使魏武为帝,则彧为佐命元功,与萧何同赏矣;彧不利此而利于杀身以邀名,岂人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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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王夫之从“天良未泯”的角度来解释荀彧阻止曹操加九锡、晋爵魏公的行为 。他说:“夫九锡之议兴,而刘氏之宗社已沦 。当斯时也,荀非良心之牿亡已尽者,未有不侧然者也 。彧亦天良之未泯,发之不禁耳,故虽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己 。……彧之失,在委身于操而多为之谋耳 。”孙明君认为荀彧死于理性与感性的分裂:从现实出发,认识到汉不可为,于是拥护曹操重造天下,但在情感上又与旧王朝藕断丝连,所以荀彧死于困惑与矛盾 。此论从个人心态出发,对荀彧多有理解之同情,不较古人责以君臣之义,但仍可看作是王夫之观点在现代学术话语中的延续 。
以上诸家都把荀彧仕操看作是他面对乱世时不得已的选择,而且无论是对“苍生”还是对“汉室”,均为一种相对有利的选择 。与第一类看法相比,第二类看法带有“理解之同情”的色彩,也更显深刻 。其实,无论是前一类看法,还是后一类看法,讨论的视线均聚焦于荀彧个人的心境、志向、谋略上,如此讨论,只会将荀彧之死的意义局限在他个体生命的意义上 。荀彧之死并非孤立的现象,它在当时、乃至后世所引发如此持续而广泛的关注,就说明荀彧之死具有典型意义,可以说是时代精神之境遇的象征 。因而,对荀彧之死的理解,必须放在汉末士大夫之整体动向这样一个大的语境中,如此方能看到荀彧之死所隐喻的时代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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