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永乐时期对西域有着有效的管辖权和广泛的影响力 。部族头目对朝廷很忠诚 。永乐八年五月丁亥,肃州卫寄居回回哈剌马牙叛,杀守御都指挥刘秉谦等,踞城,遣人结赤斤沙州哈密为应援 。赤斤蒙古塔力尼说:“尔受大明皇帝厚恩,而忍为不义!我辈得安居,农具种子皆官给,又为之疏水道溉田,我食其利 。恩德如此,我不能报,而从尔为逆耶!今伺尔出城,必邀杀尔以报国家 。” 永乐三年,哈密忠顺王为鞑靼可汗鬼力赤毒死,别失八里则讨鬼力赤之罪。对于各部族之间的纠纷,朝廷也往往出面干涉 。永乐五年,沙迷查干使节来言:“撒马儿罕本其先世故地,请以兵复之 。”朱棣劝他“宜审度而举事,慎勿轻动以取危辱”。永乐十四年三月,别失八里与哈烈有隙,各蓄争斗之志,朱棣赐玺书谕纳黑失只罕并哈烈,“俾各释怨睦邻,保其民人,以享太平之福”。因而,“西域惮天子威灵,咸修职贡,不敢擅相攻”。
洪武时期,故元势力尚残留于西域,诸土酋每有叛掠 。朱元璋往往施之以兵威 。永乐时期故元在西域的残余势力不多了,朱棣主要使用劝说、安抚的办法平息西域的叛乱,不轻易用兵 。永乐十一年,老的罕叛入赤斤蒙古,且为边患 。朱棣命杨荣赴陕西与丰城侯李彬议进兵方略 。杨荣还言:“出嘉峪关,千里险厄,乏水草,饷道弗能通,又冱寒,士马疲瘠,不可辄用兵罢中国 。彼小丑当自来归 。”朱棣从其言。这个决定是明智的 。
在与西域的和平往还中,朱棣也有较其父高明之处 。朱元璋曾遣使谕别失八里曰:“受天命为天下大君者,上奉天道,一视同仁,使巨细诸国,殊方异类之民,咸跻乎仁寿 。而友邦远国,顺天事大,以保国安民……王其益坚事大之诚,通好往来,使命不绝,岂不保封国于悠久乎?”
朱元璋认为“西方回回商人入中国互市,边吏未尝阻绝”,“由是尔诸国商人获厚利,疆场无忧 。是我中国有大惠于尔诸国也”。这种片面的傲慢的态度,远不如朱棣的“以不治治夷狄”,“但有来者,推诚待之” 。朱元璋听说西域产一马甚异,就派使者索取 。其酋长靳惜,不得已,乃阴伤其足来献。图小利以失人心,不足效法 。朱棣则强调“怀柔远人,厚往薄来”,优给赏赐,隆礼过之,虽然浪费不赀,但颇收笼络人心之效 。永乐四年十月丁未,回回结牙思进玉碗 。朱棣不受,命礼部赐钞遣回,谓尚书郑赐说,“此物今府库有之,但朕自不用” 。“虏贪而谲,朕受之,必应厚赉之 。将有奇异于此者,继踵而至矣,何益国事哉”。朱棣并非轻视玉碗,也不是吝惜赏赐 。他能从国家利益着眼,是值得赞许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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