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带领的淮军初到上海时曾被嘲笑叫花子( 二 ) _李鸿章

高楼、电话、电报、报纸、自鸣钟、手表、西医等等诸多新鲜玩意、新生事物自不待言，以他尤为关注的军事来说，洋兵、洋枪、洋炮，的确令人敬畏不已。在致曾国藩的一封函札中，李鸿章写道：“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
认识到己方不足，李鸿章的态度，不像清廷妄自尊大的满族遗老遗少、士大夫中的顽固守旧派那样，妖魔化地予以拒斥，而是放下架子虚心求教、尽力改进。在与洋人的交往中，李鸿章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个人风格的行动准则：“委曲周旋，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他在淮军中首先更新武器装备，将在安庆建军时的小枪队、抬枪队、刀矛队完全革掉，换成欧洲洋枪。仅此一项，就使得淮军的战斗力迅速上升，超过以前两倍以上。然后，他又在亲兵营中增设两百名炮兵，组建了中国近代第一支炮兵部队，至苏常战事结束之时，淮军炮队已有六个营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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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此后大兴洋务实则从军务开始，先是从洋人手中批量购买枪炮，然后自己建厂生产所需弹药，制造各式武器。由军事而工商，由制器而萌生对西方其他事物的兴趣，然后全面学习借鉴，用以自强。如果说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筚路蓝缕的最早开创者，那么李鸿章则是其坚定不移的贯彻者、继承者与集大成者。虹桥之战关系上海安危，首战获胜，李鸿章信心倍增，乘机扩大战果，大举西进。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连克青浦、嘉定、常熟、太仓、昆山、江阴等城。淮军兵锋所指，似乎无往而不胜。在一系列攻城略地的凯歌声中，李鸿章那与生俱来的“痞子”性格——无信无赖、痞劲痞味、痞腔痞调不禁暴露无遗，太仓城破，他下令围杀太平军一万多人 ;攻克昆山，擒杀淹死太平军约三万人，李鸿章竟将如此“惨劫”视为“快事”;特别是苏州杀降，更是将他推到了人性的审判台上。
太平军驻守苏州的纳王郜永宽主动请降，并在城北洋澄湖的一只船上议订降约。淮军将领程学启立誓，常胜军首领戈登担保，郜永宽等人承诺杀死慕王谭绍光后率众来降，若用后世的观点来看，也算得上是起义投诚了。有过如此一番仪式，双方自然要遵守契约。商场如战场，战场也如商场，尽管明争暗斗，但可资依循的总的规则还是有的，比如双方订约，就得恪尽信守之责，否则后患无穷。当郜永宽等人如期献上谭绍光首级开城投降后，李鸿章却以降众太多，如果不杀掉首脑，任其上下联络，必将防不胜防为由，将受降的太平军郜永宽等八王全部杀掉。
在人权、公法大行其道的西方社会，人们往往将荣誉与信义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当作证担保的戈登听说杀降消息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深感耻辱和极度伤心”;接着是大为愤怒，情不能持 ;然后是发誓要为冤死者报仇，杀掉背信弃义的李鸿章、程学启，以及“实际上他怀疑参与将诸王斩首和苏州屠杀的任何中国官员” 。戈登想用两艘轮船捕捉李鸿章没有成功，便写了一封西人所谓的哀的美敦书，也就是最后通牒，要求李鸿章辞职，交由清廷审判，否则，他将兴兵强制清廷将攻克之地归还太平天国。据传，戈登曾携一杆短铳，四处寻觅李鸿章，要与他来一场私人对决，就像西人解决争端的古老方式那样。“鸿章避之，不敢归营。数日后，怒渐解，乃止。”曾国藩对李鸿章的人格缺陷早就洞若观火，时常或旁敲侧击，或直言指责 ;李鸿章也知己之短，总想改正，可就是改不了，稍不留神就露出“狐狸尾巴” ，真可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