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政治里,还有一个常用术语,叫做“国是”,大体相当于现今所说的某一时期的大计方针 。在宋代,国是一旦确立,短期里一般不会轻易改动,直到下轮国是再确定 。祖宗家法,实际上是贯穿两宋的基本路线;而国是,则是某个特定时期的方针 。“不杀士大夫和言事上书人”,无疑属于祖宗家法 。既然在不同的皇帝、不同的时期,可以有不同的国是,也就是有不同的中心任务与政治生态,基本国策在宋代的执行也是因时而异,因人而异,也就是因皇帝而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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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士大夫为何风骨最盛:不杀国士的政策】在宋仁宗朝,对这一国策执行得相当充分,也比较成功 。当时,四川有一个老秀才,给四川最高长官献上一首诗,说:“把断剑门烧栈道,四川别是一乾坤 。”那不是鼓动四川独立吗?即便搁在现在,也得摊上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罪 。四川长官不敢擅处,先抓起来,再汇报上去 。仁宗说:这不是老秀才急着要当官吗!那就给他一个官当当 。据说,这个老秀才未受任何处罚,后来却羞愧而死 。可见仁宗朝言论环境的自由度 。再举一个例子 。当时包拯担任谏官,抨击宋仁宗对宠妃的伯父滥授官位,一而再再而三地上书言事,甚至在进谏时把唾沫星子都喷到皇帝的脸上,宋仁宗也都忍受了下来 。
到宋神宗朝,一个大事件就是王安石变法 。按之前上书言事的自由度,有些士大夫(后人把他们说成旧党,像司马光、文彦博等)对变法提出了种种质疑 。在变法体制下,政府往往变得自信而武断 。新党就把旧党苏轼以“乌台诗案”打入大牢 。这种政治生态,已然不能与仁宗朝相比,也为后来的文字狱和文化专制,开了恶劣的先河 。反过来,到元祐更化时,旧党执政,以牙还牙,也罗织了“车盖亭诗案”,把新党蔡确流放到了岭南,贬死于当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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