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揭秘晚清之：梁启超入湘引发思想冲突大戏( 三 ) _梁启超

陈宝箴《招考示》发布后，在湖南省境内各府厅州县获得了广泛反响，至9月24日正式考试时，诸生投考者至四千余人。经过较为严格的考试，最后录取了四十名，陈宝箴原计划第一批录取六十名并没有实现，似乎坚持了宁缺勿滥的原则。
当湖南时务学堂招生正在紧张进行时，梁启超还没有离开上海，但他与熊希龄等人之间书信往还，就学堂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人员配置等问题进行了反复磋商，他根据自己追随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经验及所知广雅书院、两湖书院的教训，坚持分教习必须由学堂总教习自主聘任，否则总教习与分教习发生分歧，或观念差别太大，势必影响学堂的教学质量。熊希龄等人接受了梁启超的建议，同意梁启超以总教习的身份聘任其同门好友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三人为中文分教习。
在教学方法上，梁启超认为新办的时务学堂应该兼容旧式书院和新式学堂二者的优点，兼学西文者为内课，用新式学堂的教学方法进行讲授；专学中学不学西文者为外课，用旧式书院的教学办法进行传授。他觉得既然准备在时务学堂花费一二年的日力心力，那么就应该尽量多培养出一些有用之才，所以在招生规模上，他主张尽量多地扩大招生规模，以为教授四五十人与教授一二百人所花费的日力心力相去不远，所以在招生数量上不必太保守，而应该多多益善。梁启超这些建议在后来的实践中逐步成为时务学堂主导思想。
1897年11月14日，梁启超偕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及西文总教习李维格从上海抵达长沙，稍事准备，即于11月29日正式开学。
梁启超尚未到长沙时，就在上海参照康有为在长兴里和万木草堂办学经验为时务学堂拟定了章程。到长沙后，他又对这些章程进行了修改，正式公布《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共十章，以此作为时务学堂的办学原则。
《时务学堂学约》十章内容分别是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从形式上看，这个章程更多继承了传统儒家尤其是宋明儒家讲学遗风，强调个人修养的“内圣”功夫，然后再以“内圣”开出“外王”，培养出合乎时代需要的人才。但在实际上，这个章程在继承儒家思想精华同时，更多强调了向西方学习，即便是在“经世”层面，也强调学生在深通儒家六经制作之精意的同时，证以西人公理公法之书，以求治天下之理。显然，在梁启超心目中，期望时务学堂能成为未来政治变革的人才培养基地。
对于时务学堂的功课，梁启超也有比较独特设计。他将这些功课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所有学生入学后半年必须修的“博通学”，也就是后来所说的“通识教育”，其中包括儒家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历史地理以及比较浅显的自然科学基础等。这门课所用的教材主要有《孟子》、《春秋公羊传》、《礼记》、《论语》、《荀子》、《管子》等儒家经典、先秦诸子。其教授方法，主要是指导学生反复研读这些经典，仔细体会其中的“微言大义”如《孟子》民权思想，然后指导学生用中外政治、法律进行比较、参证，使学生充分理解政治变革历史必然性。经过大约六个月博通学训练后，学生将按照各自志趣、特长选择不同专门学，从而使之学有专长。专门学主要有公法、掌故、格致及算学等。在学习专门学时，学生仍应就博通学中一些书目进行学习。
在要求学生所读书目中，由于种类太多，梁启超又将之分为“专精之书”和“涉猎之书” 。专精之书由总教习或分教习负责全部讲授，循序渐进，仔细体会，认真研读，此类书约占每天学习时间的十分之六；涉猎之书，则由教习指导略加浏览，约占全部学习时间的十分之四。不论是专精之书还是涉猎之书，梁启超都要求学生随时札记，每日将所读之书，按照书名、篇名等详细注明，或写出自己的阅读心得，或抄录书中的内容。这些札记每隔五天上交一次，由总教习和各位分教习批阅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