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府借发行公债：搜刮民间财富还赔款( 二 ) _公债

“昭信股票”规定20年还清，以年利5厘计息，遇闰不加增。前10年还息不还本，后10年本息并还，本还则息减。“商号承办收发股票本息，亦宜略酬其劳，拟令京外汇兑此项票款概交该商号专办，以资津贴。”另还规定：“昭信股票”可以抵押售卖，与产业凭券无异，惟抵押售卖后应报局立案。如有遗失，可向所在地昭信分局挂失，由昭信分局出示禁止抵押售卖遗失“股票” 。3年之后，由昭信分局给予凭单，将原票作废，“所有应付失票之本息，仍按认股年例给发” 。为防止勒索现象发生，户部所订章程严格规定“不准勒令捐输”，“倘各州县印委及经手劝集之人有藉端扰累勒捐者，准人告发，或别经访闻的确，即分别治罪。”
不难看出，与4年前的第一次“息借商款”相比较，“昭信股票”已更为明显地具有近代公债的性质。但是，“昭信股票”仍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公债存在着差异。发行该票的清政府和认购的官民，理应是一种债权与债务关系，而当时对此种债务关系有明确认识者却为数甚少。清朝统治者可以要求文武百官“领票缴银”，王公大臣也有请求免领债票，将所缴银两作为报效者，朝廷则给予奖励，使所谓“股票”变相成为一种捐输。
昭信股票发行不畅
到“戊戌政变”停止发行时，官商绅民总共认购不足2000万两，还不到预计发行总额的五分之一。
“昭信股票”预计发行总额1亿两，但结果并不比第一次的“息借商款”好多少。到“戊戌政变”停止发行时，官商绅民总共认购不足2000万两，还不到预计发行总额的五分之一，对于缓解清政府的财政危机并未起明显作用。无可奈何的清政府只得又向英、德等国举借外债，并以7处厘金作抵，使各省京协各饷及防饷等向取于厘金者骤形短绌，可谓拆东墙补西墙。
不过，也不能说发行“昭信股票”所集现银，对于解清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的燃眉之急丝毫没有作用。近2000万两的额外款项，在当时也是难得的。“昭信股票”所集现银也曾用于赈济，例如山东黄河水灾泛滥，沿河各州县遭灾十分严重，户部即曾划拨“昭信股票”银20万两用以赈济。两个月后，山东巡抚张汝梅又以“ 灾区太广，来年仍须接放春赈”，奏准截留“昭信股票”银20万两作为春赈款。
“昭信股票”之所以发行不畅，有着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脱离近代中国客观现实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千家驹先生在其所编《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一书的序言中曾指出：“资本主义公债发行的物质基础，一方面要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要有资本主义化的金融机关与金融市场，而这两者当时都是不具备的。”这段话明确告诉我们，发行近代公债需要两方面的客观条件，即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近代金融机关、金融市场，两者之间实乃相辅相成。有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才会有资本主义化的金融机关与金融市场出现，这在中外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均不例外。
当时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工商业者自身即面临资金短缺的严重困难，因而根本不具备大量发行公债的成熟条件。资本主义性质的金融机构，当时也为数甚少，而且没有证券交易所，金融市场当然不可能兴盛。尽管户部所拟章程规定“昭信股票”可以售卖，但由于流通渠道极为有限，实际上很难变成“有价证券” 。购买者不能通过认购“昭信股票”转售获利，只是徒增负担，自然也就缺乏购买兴趣。
广大民众生活贫困，更无钱购买公债，这是“昭信股票”难以发行的又一个客观原因。自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因多次战败须不断偿还战争赔款，镇压太平天国和兴办洋务也耗费了大量资金，为了弥补急剧扩大的财政赤字，清政府除了向外借债，还以各种名目层出不穷地添捐加税，民众的负担越来越重，已不堪忍受。连温饱都无法保证的广大民众，当然无钱购买公债。即使一般商人，也因本小利微难以认购。有些地方官逼迫商人认购，采取强硬手段“拘集商民，勒令认捐”，激起商人强烈不满。在发行“昭信股票”的同时，清政府还议定于当年4月加征铺税药牙，使商人更难以承受。陕西巡抚魏光焘上奏说明：“商民财力有限，若同时并举，诚恐顾此失彼，难期有济，请暂为展缓” 。户部也只得奏准各省铺税药牙一律暂缓开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