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报案看晚清腐朽政府如何应对政治危机( 二 ) _报案

二十世纪初，上海租界已发展成为中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租界，其管理机构——上海工部局拥有市政管理权、对界内华人征税和行政管理的权利，中国政府在租界的司法管辖权也受到很大限制。工部局依据西方理念管理租界，在他们看来，租界居民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即使是超过言论自由的限度，也不应处以重刑。
与上海领事团协商未果，清政府又与北京公使团交涉，请求各国驻华公使出面，令上海领事团交人。此时适逢“沈荩案”发生，国际舆论哗然，一致谴责清政府为野蛮政府，认为如将苏报案犯交出，他们将遭遇与沈荩同样的命运。
沈荩，字克諴，1900年参加反清起义，1903年7月在北京被捕，随后慈禧太后亲自下令将其杖毙。中外报纸盛传沈荩被处死的方式十分惨酷，如英国《泰晤士报》描述说杖毙沈荩的行刑长达五六个小时，行刑者手臂酸软，沈荩也已经血肉模糊，但尚未断气，最后行刑者将其勒死。
于是，英国政府称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以尊重已达成的司法协议为由，令驻华公使拒绝中国政府的请求，美、法等国亦与英国保持一致。这场交涉持续近半年，苏报案犯最终还是在上海租界审讯。当时组织了一个中外混合法庭，清政府虽派出代表参加，但案件的审理事实上由英国驻沪副领事主持。双方均聘请律师，原告律师指控章、邹等人发表煽动性诽谤言论，被告律师以言论自由为依据进行辩护。清方代表主张判处终身监禁，英国副领事则坚决反对，在其坚持下，章太炎和邹容得以轻判。
三是清政府本想借苏报案树立威信，结果却适得其反。
经历1898年戊戌政变和1900年庚子事变，在国际形象变得极其糟糕的同时，清政府在国内的威信也受到极大打击。在海外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中，已有人公开倡言革命。上海张园演说与章、邹所著之书以及《苏报》上发表的激烈言论，显然与留日学生声气相通。这些人公然主张排满、革命，在清政府看来无疑是公开挑战。为树立政府威信，清廷希望严办苏报案。可是此间发生的沈荩案，却使清政府的负面形象雪上加霜。沈荩案被披露后，不仅国际舆论一片谴责，国内民间舆论亦指责清政府，有报纸载文尖锐批评其不公不信：
夫政府之拿获章邹，谓之除逆党，政府之拿获沈克諴，咸谓之翻旧案。非不可翻，特宽政之上谕煌煌在人耳目，故无论旧案，已许人自新，即未尝许人自新，但使其人实已大改从前之所为，则亦既往不咎，故即康梁回国，亦可不加之罪，而况沈克諴之案乎?(《公信失则人心失说》，《新闻报》1903年8月13日)
舆论认为，不仅对待维新党，即使是对待革命党，假如肯悔过自新，也应尽量从宽处理，对那些没有逃往海外的维新党、革命党，政府“应嘉许之，而绝不加以罪也” 。清政府即使不释放沈荩，也可以监禁，又何必以残酷的方式将其处死?此案的后果使清政府非常难堪，人们认为这样的政府不但无勇，而且不公，沈荩不在租界，所以可以将其任意逮捕、杀害。对于其时关押在上海租界内的章太炎和邹容，清政府无法直接惩办，此后反对政府的人更会把租界作为庇护所。
苏报案暴露出专制、无能的清政府无法适应新形势，采取适当的对策，恰当地化解政治危机。苏报案后，国内各种矛盾日益激化，清政府同样进退失据。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发生，清政府的统治随之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