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京官曾国藩的日常开支租房费为何成其负担？( 二 ) _生活百科

曾国藩任京官之初的1843年，法定收入为129.95两白银，而赤字达到了478.51两白银，不得不举债度日，在京城的第一个春节，他找人借了50两白银才勉强过了个年。在今天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曾国藩是京城中众多官员中的一员，像他这样收支形成反差的官员并不在少数。有人可能质疑：后来，他在京城官做大了，俸禄应该更多了，收支情况是不是会有所好转？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官做得越大，排场也就越大，各种开销也就更多。曾国藩在京城最后官至礼部侍郎(二品)，收支情况也没有根本性的好转，离京时依然欠债，多年之后才得以还清。
那么，像曾国藩这样的京官又是如何解决收支失衡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到外地办理公务，这样就可以获得大量的灰色收入，这也是京官们最重要的经济来源。1843年，正当曾国藩为生活入不敷出而郁郁寡欢时，朝廷给了他一个美差—到四川主持乡试。尽管朝廷明文规定：京官到地方主持乡试不得接受各类财物，不得与地方官员密切交往。可惜“天高皇帝远”，这些规则形同虚设。在四川担任主考官期间，地方官僚、绅士、有钱的书生都百般讨好他，源源不断地赠送钱财和礼物，曾国藩是欣然笑纳，且逐一记载。此次四川之行，其总收入为6000两白银。返京后，这些钱大大改善了曾国藩的经济状况，不仅1600两白银的欠债全部还清，还给老家寄了600两白银补贴家用。同时，他还拿出400两白银赠送族亲。
曾国藩毕生虽推崇勤俭质朴，但内心深处又是冲突和矛盾的。在官场的这张大网中，他不能也无力做到特立独行。因为，一方面为了维持京官的威严和体面，他经常举债度日；另一方面，他不得不背叛良心和道德，接受灰色收入。我以为，封建等级社会的腐朽和没落造就了曾国藩复杂、矛盾的个性。人的定力、能力、理念虽然强大，但在扭曲的社会制度中有时也会不堪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