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乡赶来治丧的宋儋年的儿子,已经将宋儋年的尸体装殓停当放在棺材里,运回家去了 。范纯仁发出公文,把宋儋年的儿子拦了回来,开棺验尸 。发现宋儋年的尸体“九窍流血”,眼睛突出,舌头已经腐烂,浑身皮肤都已发黑,就好象是涂了一层黑漆 。检验结果肯定宋儋年是被毒死的 。于是根据检验结果审问这对罪犯下毒的情节,那小妾说:“是把毒药放在了大块的甲鱼肉里的 。”主审的官员觉得案件可以了结了,上报知府 。范纯仁看了这段口供,说:“问清楚大块甲鱼肉是第几道菜吗?这道菜肯定不会是最后一道,难道有中了这样厉害的毒药的毒还能够活到宴会结束吗?肯定还有真实情节没有坦白!”他命令重新审讯 。果然后来搞清楚,在那晚的宴会结束、客人们都回家以后,宋儋年当时已经喝醉了酒,回到内室,那小妾在他的酒杯里下了毒,劝他再喝一杯睡觉 。宋儋年喝下去立刻就毒性发作,死于非命 。原来前一次供词是有意为翻案准备的伏笔,原来宋儋年是不吃甲鱼的,而且上了甲鱼后还有好几道菜肴,这样就预留下到朝廷复审时,可以提出申诉,来混淆司法部门的视听,达到翻案目的 。这应该是那个熟悉法律的小吏的诡计 。
这个故事记载在《范忠宣公言行录》里,后来《宋史;范纯仁传》也记载了他这件颇有点玩法术的断案事例 。
案例十一:集体自缢的案件
晚清人吴炽昌《客窗闲话》里记载了一个乐亭县发生的奇案 。
当地有个三十多岁的妇女赵杨氏,他丈夫长期从事贸易,往来于蒙古与北京等地,也算是个小康之家 。就是夫妻俩没有孩子,赵杨氏在家寂寞,领养了姐姐的女儿银姑为养女,也有十三岁了,一起过日子 。可是后来赵杨氏大概是从他丈夫那里传染上了“下疳”(性病),长期卧炕不起,只好请了六十多岁的母亲杨王氏来作伴 。她丈夫的姨甥女张王氏,也有二十二岁了,前来探视,也在她家住了几天 。有一天一大早,有个平时一直给她家送水的工人来送水,喊门喊不开 。到了晚上那工人又来喊门,还是没有人开门 。那工人觉得奇怪,就去请了邻里宗亲,把门卸下来进入房内,众人看见这“三妇一女”都已自缢,而且方式还不同:赵杨氏是用绳子系在高处窗棂上,自己拥着被子“坐缢于炕” 。她的母亲则是把炕几竖立起来靠着墙,在炕几的脚上绑了绳子,自己躺在炕上仰面自缢 。来探望姨母的张王氏与养女银姑两人用一根绳子分头打结套住脖子,把绳子中间部分系在两人中间的柳木椅椅档上,就像是个天平那样,两人在两端“坐地而死” 。四个人都换上了新衣服,年轻的两个还涂粉画眉,头上簪花,脚上换鞋,好象要作客 。
众人赶去报案,官府立即前来验尸,尸体上都没有伤,不是命案;房里也没有男人踪迹,也不是奸案;家里一件财物都不少,更不是盗案;死者从容妆饰,也不是吵架愤怒的样子 。四个人为什么要一同寻死,没有证人,无法查证原因 。乐亭知县只好就以自杀结案 。可是赶回来的赵杨氏的丈夫赵宗圣,以及她的兄弟杨锷,都怀疑是有人暗害,见地方官含糊结案 。就跑到北京去申诉 。朝廷命令由省按察使组织会审,将四具尸体解到省会再次检验 。可是结论依然是自缢 。按察使只好推测四人集体自缢的动机:赵杨氏因为此病不可言人、又觉得医治无望而要轻生,母亲杨王氏是心疼女儿,养女银姑是要追随养母,张王氏是同情姨母,所以商量一起自缢 。上报朝廷也得到了批准 。
案例十二:智辨血污
清人陆以湉在他的笔记《冷庐杂识》记载了一个清代检验尸骨的故事,检验判断还发展了《洗冤集录》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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