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清朝大贪官李侍尧为何能够死里逃生？( 二 ) _贪官

然而，李侍尧案经大学士九卿核议具奏后，乾隆却没有批依议，也没有对此提出不同意见驳回重拟，而是于同日发上谕一道，一方面要求各督抚以李侍尧案为戒，一方面要求他们对此案发表各自意见，“毋得游移两可” 。乾隆这一招极为老辣。当时，大多数督抚认为大学士九卿从重改拟斩立决的定案“洵属平允”“只有这样更足以惩一儆百，为诸臣之炯戒”，一致赞成将李侍尧从重请旨即行正法。两广总督富勒浑和江南河道总督陈辉祖的意见却被乾隆认为“自异其说”、“游移其辞”，有不同程度的欺君嫌疑而交部察议。惟有安徽巡抚闵鹗元直抒己见，极力主张留李侍尧一条活路。其实，闵鹗元猜准了乾隆帝不想杀李侍尧的心思，他认为李侍尧“勤劳久著”的这一点与乾隆帝想到了一起。因为李侍尧得以免死，可以使得乾隆在众臣僚面前洗去李侍尧进奉见长加恩从宽的嫌疑。
透过扑朔迷离的李侍尧案烟雾，我们可以发觉一个关键词——进贡。李侍尧为官二十多年，是以进贡见长而备受众人瞩目的。乾隆帝也不得不承认，李侍尧和山东巡抚国泰贡品在同僚中最优。进贡，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传统。贡品成为天子与诸侯间政治经济联系的纽带，也是臣工取悦于皇帝的主要手段之一。进贡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朝贡，二是地方向朝廷进献的常贡，三是个人向皇帝的进贡。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向皇帝进贡的，具有进贡资格是社会地位和权力的象征。乾隆时期，有资格向皇帝进贡的人主要有六类，其中地方大吏包括总督、巡抚、将军、提督等。
作为具有进贡资格的地方大吏，李侍尧从乾隆十八年任热河副都统起至乾隆四十五年，进贡次数有档可查的达一百二十多次，有学者统计，李侍尧一年之中进贡次数最多达九次。按例，督抚进贡只有年节三贡，但李侍尧进贡的次数和名目远远超出，其名目有迎銮贡、木兰贡、谢恩贡、传办贡、贺捷贡等。据考证，在今天故宫博物馆钦安殿御座前，立有一对錾胎珐琅太平有象香薰驮于象背之上，其通高174厘米，长102厘米，錾工极精，珐琅鲜艳如初，是广州錾胎珐琅的代表作之一。此对香薰就是李侍尧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的进贡物品之一，至今还立于殿上熠熠生辉。
进献贡品需要大投入，李侍尧在置办贡品时不但费心，更要花银的。譬如，李侍尧进贡龙袍要在苏州订做，龙袍、龙褂共九套，计银四百五十两。李侍尧仅在苏州置办古玩、玉器、龙袍等物，就用银二万三千多两。再如，李侍尧任两广总督时，在广东以紫檀木、花梨木、红木为基本材料加工制作宫廷家具进贡，这批家具从订制到完工花了二年多时间，工银花费自然不菲。如此频繁进贡，投入巨大，银从何来？
按例，办贡资用应从官员养廉俸银中支付，除织造、盐官、关差每年有专门银两用来办贡外，所有臣工置办商品均由自己出资。但是，云贵总督岁给养廉也不过二万两左右，这二万两银也仅仅是李侍尧万寿供中一盘朝珠的价格。李侍尧自然不会自己掏腰包的，来源就是“众人头上刮”喽，他仅仅被查实勒索下属的银两就达三万多两。李侍尧上任云贵总督后，对云南钱局铸钱之事特别关心，常常亲自过问钱局的事情，并当众以钱局应有出息为由责难皋司汪圻。汪圻知道其中原委，立备三柄金如意送给李侍尧。但李侍尧并非满足，传话让汪圻每年必须奉上例银五千两。临安府、署东川府知府看见别的官员都送银给李侍尧办贡，知道李侍尧“素性傲戾，不讲情理，若不从便有祸患”，也连忙筹措银子交给道员庄肇奎送李侍尧。结果，庄肇奎发现银子尚未凑齐，离李侍尧交待的数额还差二千两，为避免惹麻烦，他不动声色地自己拿了二千两银补足了一万六千两，准时如数地将银子交给李侍尧家人带赴苏州办贡。这样，李侍尧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从他每年进呈贡品的单子中可以看出，其所呈上的贡品，颇受乾隆帝的喜欢，被驳回的数量极少，无怪乎乾隆帝夸他为“贡优奇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