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附议俞正燮《癸巳存稿·岳武穆狱论》中的观点,并以《朱子语类》所云“建炎间勤王之师所过恣行掳掠,公私苦之”强调朱子时代对岳飞的评价不过尔尔 。后来,崇岳贬秦之风乃受《精忠岳传》的影响,后者又称《说岳全传》([清]钱彩著),对有清一代岳飞形象的塑造与定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周作人认为赵翼《廿二史札记》对宋金和议的评价颇为中肯、平实:“书生徒讲文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国家者 。宋之南渡,秦桧主和议,以成偏安之局,当时议者无不以反颜事仇为桧罪,而后之力主恢复者,张德远一出而辄败,韩侂胄再出而又败,卒之仍以和议保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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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乾隆挺岳飞为英雄史官贬岳为军阀】邓广铭:从阶级对立到民族英雄
自1944年出版《岳飞》(重庆:胜利出版社)一书后,邓广铭对于岳飞多有关注 。1950年代,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再论岳飞,在《岳飞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10月第1版)中高度评价岳飞的戎马一生,该书第三章以“民族战场上的忠勇斗士”为题,赞扬岳飞直捣中原、再援淮西,坚决反对屈膝求和 。
受到时代阶级话语的影响,岳飞及岳家军被塑造为以武力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典范,邓氏说道:“对此,我们不能不替岳飞把罪过承认下来 。”他在后记(页285-286)中强调岳飞所处的时代,中华民族和女真侵略者矛盾极端尖锐,在民族矛盾的冲突下还包含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与派系斗争 。岳飞叙事陷入阶级与民族对立的怪圈中 。
在邓氏的笔下,岳飞形象于1980年前后被再塑,彼时《岳飞传》增订本问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 。这次增订本与前述版本相比,做了大幅度的修订,按邓氏自己的话说,改写的部分至少占全书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岳飞由此回归“民族英雄”的话语体系 。
邓氏指出,不论是汉族或女真,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岳飞则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从汉文化扩展到近代民族国家的视域中,这也暗合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叙述模式 。(按:1988年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名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讲 。)
龚延明:岳飞精神与民族文化遗产
当下,对岳飞功绩及其精神的研究,已逐渐成为显学 。岳飞研究会会长、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龚延明指出:“呜呼!公之功勋,难以诉完 。公之精神,代代相传 。中国之大,谁不识公!民族英雄,谁不歌颂!”(龚延明:《公祭岳鄂王文》,载《岳飞研究论文集汇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龚延明将国人心中的岳飞形象进一步拔高,岳飞成为爱国爱民、廉洁奉公的楷模,以及宁死不屈、义无反顾的正人,由此形成的“岳飞精神”,与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密切相关,这亦契合当下多数民众对岳飞的认知(龚延明:《岳飞精神与民族文化遗产》,载《岳飞研究论文集汇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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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江:岳飞形象的定型与乾隆帝有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江则指出岳飞形象的定型与乾隆帝有关 。历来关于岳飞“愚忠”形象的争论中,论者都将岳飞“愚忠”形象的形成归因于清代钱彩的《说岳全传》,殊不知乾隆的南巡题词,为后世留下了“钦定”的岳飞形象宣传大纲(《岳飞叙述、公共记忆与国族认同》,载《岳飞研究》第5辑,中华书局,2004年) 。
在君臣之义的上下关系、忠奸之分的平行关系、华夷之辨的内外关系中,乾隆更强调君臣关系的尊卑分明:“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知有君命而不知惜己命,知班师必为秦桧所构,而君命在身,不敢久握重权于分疆之外 。”(乾隆《岳武穆论》)乾隆话语的翻版影响了清代关于岳飞形象的叙述,在儒家君臣之义的尊卑解读中,岳飞被塑造为绝对尽忠的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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