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医生：名医诊金相当于穷人家庭半月生活费( 二 ) _民国

同仁堂的传说现在已经有很多了，对同仁堂的信誉和药品质量都有许多的了解。北京当时的药铺除了同仁堂，还有乐仁堂、鹤年堂、永安堂等，药铺一般就是卖药的，无论丸散膏丹还是饮片都有。但是这就有是不是货真价实的问题，一般好的大夫都对自己的处方有指定的药铺。有一个小故事发生在民国时期，说某位大夫喜欢用麻黄，一般来说麻黄在一剂药中只能使用几分，最多不过一钱。这位大夫开始开了一钱麻黄，病人吃了以后还是不发汗，大夫加大到两钱，依然不发汗，开到三钱，已经到极限，还是不行。这大夫觉得病人必须发汗，就把麻黄开到五钱，这已经超乎用量了，过去在医院这样加大剂量用药是要双签字的。于是吃了这服药就出了医疗事故，病人出大汗不止，乃至虚脱而死。后来家属告到官府，法院就对此进行了调查，问他这药是哪儿抓的，病人家属说一钱到三钱是在某某小药铺抓的，最后五钱的方子是到同仁堂抓的药。麻黄这药，就像一根根小草棍似的，在小药铺抓的是伪的，他们是将炕席绞成了小段，看上去和麻黄一样，像这种“麻黄”就是吃一两都不会发汗。而同仁堂货真价实，抓药的不愿意抓，觉得麻黄量太大了，但大夫开的方子在那儿，又有大夫的双签字，也就给抓了真的麻黄，才致病人死亡。所以这不怪同仁堂，也不怪那位大夫，最后法院把那卖假药的药铺老板抓进了大牢。
同仁堂是药铺中最有名的，也给清宫供药，主要供宫里的太医院，宫里有医药局，但有的丸散膏丹和饮片也要到同仁堂药铺采买，尤其是一些贵重药品如参茸犀角等，结账一般是一两年结一次。一入民国，清室退位，清宫的预算也大大缩减了，所以后来有一笔账，大概是一万两白银的药费，主要是人参、鹿茸、羚羊角这些贵重药品，退位小朝廷无钱偿付，民国政府也不给偿还，因此同仁堂赔了一大笔钱。
那时候抓药很好玩儿，都有仿单，比方说一剂药里用了22味药，其中每一味药都有一张小方片纸，一般是白底红字，上面有药用植物的小图，画着根、茎、叶，文字说明有药性温凉寒热与升降浮沉，还标明用途功效，你如果吃药多了，能攒很多仿单，就像一部小“本草”，服药间也能长很多医药知识。我小时候攒很多仿单玩儿，一摞一摞的，都是药铺给的。仿单什么作用呢?第一有普及作用，第二知道里面开了什么药，全不全，有没有漏几味药。比如说大夫开了22味药，回来你数这单子，看是不是有22张仿单，一直到甘草这种有它不多、无它不少的药，都有仿单，一核对就知道了。当然也不见得你能核对出来，但药工是能检验出来的。这种仿单今天都成为文物了，那时候一些大药铺像永安堂、鹤年堂、乐仁堂等都有自己印的仿单。
“出马”的西医
当时北京有名的中医和西医，基本上都自己家里有开业的诊所，因此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给医生定的成分是“自由职业者”，那时候的医生和今天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既可以应聘于一两家医院，还可以自己开着私人诊所，同时还履行着出诊的义务。那时候好的医生这个职业特别体面，收入也相当高。
西医有很多私人开业的医生。从我个人记忆来说，我小的时候基本上没上过医院，那时候医生出诊叫“出马”，出马有出马金，这比医院的收费要贵得多。许多有名的西医大夫都有私人汽车，我印象中五十年代到我家来的大夫很多都有私人汽车。比如说印象很深的，有当时小儿科的大夫吴瑞平(协和名医吴阶平的哥哥，吴阶平学医也是受哥哥影响)，他们家兄弟四人都是学医的，老大吴瑞平，吴阶平在家中是老二、吴蔚然是老三。吴瑞平人很漂亮，气宇轩昂。这些西医大夫有个特点，都西装革履，西服穿得非常讲究，领带打得极为得体。有的有助手，有的不带助手，拎着个大皮包，大皮包有两个扣，上部椭圆，底下是方的，一看就是西医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