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鉴于这一因素,秦朝的统治思路就是不断地用强——百姓想造反?我把你们的兵器全缴了,看你们拿什么造反!百姓不听话?严刑峻法伺候着,看你还敢不服从?用强不是一件坏事,但对于一个庞大的王朝而言,真正的强大实际并非时时用强,而是当强则强、当柔则柔 。一味用强的秦朝,其强悍仅仅体现在了国家的暴力机器上——在这架机器下面,国家其实早已千疮百孔、处处虚弱 。
始皇自始至终都没弄明白一个道理——得天下所用的方式未必适用于治天下,革命党与执政党干的从来都是两回事 。秦朝用革命党的方式做执政党,当然会出大问题 。
秦阳陵虎符
无司法独立逼得高官反
再回头看李斯时,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对历史而言,若没有他的支持,沙丘之变便不会发生,整个中国的走向都有可能发生大变化;但对李斯而言,他面对的是一次选择——不矫诏,等待他的极有可能是死亡;矫诏,他依然能坐在丞相的位置上 。这种选择之所以会出现,也是秦朝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的 。
自“商鞅变法”以来,秦王便获得了绝对的统治权——“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 。当时,秦王不受任何人的制约,包括诸侯、贵族等,这就相当于君权毫无限制,而独立司法则无容身之地 。对臣民的生杀予夺,只在君王一念之间;而丞相统辖百官,总理朝政,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若他既有才干政绩,又恰有不臣之心,那可是对至尊皇权最大的威胁!
因此,秦国历代丞相都面临着这样的危险——失去了秦王的宠信,丞相就要大难临头了!即使你想回归平头百姓之生活也不可能,必得将你肉体消灭、族门诛灭 。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你的后代门生故吏还在,你的影响力就还在,你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就在,君王怎么可能会放心?
商鞅变法如此成功,最后却被五马分尸,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种畸形的专制制度 。法家开创的这种绝对的专制,将丞相活生生地变成了君主身边的猎物 。从秦开始,“伴君”真的开始有了“伴虎”的味道 。
可以说,君主的宠信是丞相与其他高官唯一的护身符,而始皇暴卒,李斯的护身符也便随之作废,若扶苏作为新皇上任,必定会反李斯——扶苏为何被下放?因始皇“焚诗书、坑术士”,而李斯恰恰是这两大行动的最大推手,更重要的是,在法家政体中,是没有丞相退位一说的,大部分掌有实权的高官在失宠以后,往往是以“诛杀全族”为最终下场,因此,保相位即保己命、保族命 。李斯博古通今,又曾经执掌秦国司法多年,怎么可能不了解其中的血腥?
没有司法独立,以严刑峻法来让高官们人人自危,在皇权之下恐惧颤抖——这种由上而下散发的威权与恐惧,最终从“沙丘之变”开始,将秦王朝一步步地推进了覆灭的深渊 。
沉重的赋税与徭役,成了压在百姓头上的“两座大山”
大秦之所以会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根本原因在于,百姓活不下去了,而活不下去的原因就是大秦帝国过于沉重的赋税与徭役 。
国家想要正常运行,就必须要收税 。在商周时期,税率为十分之一,但秦帝国的赋税是三分之二 。这就意味着,你产出的粮食每年都必须要刨除三分之二给国家 。在那个生产力尚不发达、生产效率不高的时代,三分之二的赋税,意味着一家人即便每天勒紧裤腰带都吃不饱 。
中国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是世界之林中最高的,因此,若仅仅是税率高并不会引发大暴动,但更要命的是,老百姓还要服徭役 。徭役即无偿为国家干活,当时的规定是16~60岁的成年男性每隔3年就要服一次为期2年的徭役 。换而言之,当时,成年男人每3年时间里,有2年是要为国家干活的,只有一年为自己家打工,而且徭役与税率是并行的——皇家可不会管你家的劳力是不是统统服徭役去了,你的税依然是三分之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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