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沈荩死因之谜：晚清沈荩案产生了什么影响？( 二 ) _慈禧

另一种猜测认为清廷有杀一儆百之意，以泄私愤。1903年，《苏报》在上海外国租界地区因发表推翻帝制、实现共和的文章，遭到镇压。当时《苏报》发表了邹容的《革命军》自序，大力赞扬和鼓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主张用革命手段扫除专制。之后，又发表章炳麟(太炎)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一文，直呼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讥讽康有为和慈禧太后都是“汉族公仇” 。于是，清廷宣拿章炳麟、邹容等人，要将辱骂皇帝、宣传革命的章、邹二人处以极刑。但因此事发生在公租界，按照《上海租借权限章程》规定，原告应在公租界审判。由于列强在侵华过程中矛盾错综复杂，对于清廷的“引渡”要求，态度不尽一致。据《中外日报》载：“近在北京地方各公使因上海苏报馆一案，英国参赞之意，以为诸人不应交与华官，日本公使以为未尝拘人。以前上海道既与各国领事立有约章，现在即应照约办理。惟俄、法两国则欲助中国政府，将诸人交于华官，故其中彼等之意见各不相同。美公使之意以为莫妙于仍交上海领事办理此事也。”正在各方争论不下之际，沈荩被捕。清廷对当时报界鼓吹革命早已恨之入骨，可怜沈荩，遂成替罪羊。
笔者认为，沈荩之死最主要原因应是其曾为自立军。晚清帝后斗争异常激烈，自立军起义时提出的“光绪帝复辟”和“逆后当权”等诸多“狂悖”言论，是慈禧太后决不能容忍的，且公开叛乱罪不可赦，沈荩也因此早在通缉之列。当沈荩在京津之地辗转之际，已被人秘密盯梢，奏陈慈禧太后。在现存的一份没留姓名的宫中档密帖中，告密者称沈荩乃通缉要犯，为自立军头目，“隐匿京师南城外，行止无定”“与外洋内地匪党及大学堂同乡办事人密通消息”“若不设法歼除，诚恐异外生节”，在这份300字的密帖中丝毫未提泄露密约一事，却提及自立军首犯唐才常等已“获正法”，言外之意沈荩早该杀了，以此推论，沈荩被速杀杖毙也就不难理解了。
“沈荩案”的影响
“沈荩案”在中外引起强烈反响。当时《中国日报》发表唁文：“沈君之死，鬼神为之号泣，志士为之饮血，各国公使为之震动，中西报纸为之传扬。是君虽死之日，犹生之年!”《泰晤士报》认为清廷“狠心残暴，为历来刑法正义中所稀有”，将来“必有不得久安之势” 。在中外舆论的谴责下，清朝统治愈发不得人心。
“沈荩案”的发生使清廷放缓了对“《苏报》案”的追究，使章炳麟、邹容等人免遭屠戮。“《苏报》案”发生后，清廷急于杀害章炳麟、邹容等人，可他们是在租界被捕，列强对于是否将其“引渡”给清廷争执不下。媒体对“沈荩案”的报道给了租界当局很大压力，一些外国官员也由此认识到清廷钳制舆论的野蛮行为，这些因素最终让租界当局决定拒绝清廷的“引渡”要求，从而在客观上保护了章炳麟、邹容等人。
另外，“沈荩案”等晚清一系列报案，也促使清廷对于僵化的舆论钳制政策进行反省，并最终促成相关法律的出台。1906年，奉命出洋考察宪政的载泽等五大臣先后回国，在奏折中提出“定集会言论出版之律” 。晚清风起云涌的舆论环境迫使他们承认，唯有主动立法，放宽一些言论自由空间，才能有效加强舆论控制。由此，清廷先后在1906年和1908年颁布了《大清印刷物专律》和《大清报律》等新闻法规。制定和颁布新闻出版法律，虽是清末实行新政的一项内容，而“沈荩案”的发生、处理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无疑起了重要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