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重重的日本裕仁天皇：为何未承担二战罪责？( 二 ) _战犯

受该报告的影响，美国曾一度设想在《波茨坦公告》的草案中明确保留天皇制，只不过随着原子弹研制的完成，为了增加战后在外交上的回旋余地，美方紧急删除了草案中的这一段表态，而将其改为“日本国之最终政治形态，由日本国国民自由表明之意愿决定” 。这一闪烁其词的说法很快得到了日本方面的注意，在《波茨坦公告》发表后，时任日本外相的东乡茂德迅速致电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进行确认，电文称：“帝国政府注意到……公告所列举条款，不包含变更天皇统治国家大权的要求。基于这一理解，帝国政府接受上述公告。帝国政府相信，上述理解正确无误。切望即刻对此明示意向。”在该电文得到了美方的承认后，日本才最终宣布投降。
美日在战争最后阶段的这一番你来我往，揭示了一个不为大多数人所重视的事实，那就是至少在美日双方看来，日本在二战中其实并非无条件投降，而是将保留天皇制作为前提的。这一点，身为驻日美军司令的麦克阿瑟及其幕僚虽然从未明言，但其实心知肚明。他的军事秘书费勒斯准将曾经在一份报告中提醒自己的“老板”：“如果一边利用天皇，一边将天皇作为战犯进行审判，对日本国民是一种违背承诺的行为。因为，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国民，接受了明确表示保存日本国体的《波茨坦公告》。”
甭管裕仁有没有错，法办天皇都是违约行为，这就是美国对裕仁的态度。

天皇的心思你别猜
话又说回来，即便美国在二战后认真追究天皇在战争中的责任，是否又真能追出个子丑寅卯呢？恐怕也很难，因为天皇对于整场战争的态度，的确做到了“圣心难测” 。
事实上，虽然在东京审判中，美国总检查长季南曾经以“使天皇免受审判是盟国的政治决定”为由拒绝对追责天皇一事作出回应，但检方的确曾对该问题进行过调查，可惜，调查者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不存在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天皇对发动战争负有责任” 。
天皇罪证的缺失，与日本战前所奉行的独特制度有很大关系。根据日本战前所奉行的《明治宪法》规定，天皇有权过问国政，但没有义务对大臣的上奏进行回复，进而也就不必对政策施行所带来的后果负责，这就是所谓的“天皇无答责”制度。这个制度的设立，为裕仁天皇在战后金蝉脱壳带来了不小的便利。因为至少从日本国内留下的史料来看，这位天皇似乎不仅没有主导发动战争，还一再扮演和平鸽的角色——至少1941年9月，当日本御前会议最终决定对美国宣战时，昭和天皇煞有介事地宣读了明治天皇所作的和歌，表达了对和平的祈望：“四海之内皆兄弟，风波乱起为哪般？”在战后，这段发言却被拿来当做了为天皇开脱的挡箭牌。
正如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所说：“没有这个日本国唯一最高统治者的命令或同意，大日本帝国对外进行战争是不可能的。”虽然“无答责”制度让裕仁不需要明确表明对战争的态度，但整个战争期间，几乎所有的战争决策和重大军事行动，这位天皇都密切地参与其中，或是得到天皇的暗示、默许、批准，或是天皇在御前会议上做出的决定。很难想象一个真的希望“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会如此尽心战争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