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恶习庸俗害人 。康熙中叶以后,清朝进入“康乾盛世”,此期百业兴旺,城市繁荣,王公贵族达官富商和大地主大兴土木,他们奢侈浪费,鲜衣美食,挥霍无度,大讲排场,虚吹浮夸 。这种坏风恶习也影响到旗兵余丁,很多人逐渐地沾染上了陋习,好逸恶劳,讲吃讲穿,比阔斗富 。雍正帝胤禛多次对此严厉申斥,他降谕说:“满洲本性,原以淳朴俭约为尚,今渐染汉人习俗,互相仿效,致诸凡用度,皆涉侈靡,不识撙节之道,罔顾生计” 。“妄事奢靡”,“即如兵丁等,每饭必欲食肉”,“一月所得钱粮,不过多食肉数次,即行罄尽矣” 。“从前皇考之时,轸念兵丁效力行间,致有债负,曾发帑金五百四十一万五千余两,一家获赏,俱至数百,如此赏赍,未闻兵丁等置有产业生计有益者,悉由妄用于衣食,徒令贸易之人得利,一二年间,荡然无余” 。“其后又发帑金六百五十五万四千余两,赏赐兵丁人等,亦如从前立时费尽” 。乾隆帝于乾隆元年讲述旗人浪费致贫时说:“八旗从前风俗,最为近古 。迨承平日久,生齿日繁,渐及侈靡 。如服官外省,奉差收税,即恣意花销,亏帑犯法,亲戚朋侪牵连困顿 。而兵丁闲散惟知鲜衣美食,荡费成风,旗人贫乏,率由于此 。”
追究到底,我们便可发现,旗人生计之难,根本原因在于清帝对旗人制定的基本国策束缚了旗人手脚 。从顺治帝福临开始,康熙帝玄烨、雍正帝胤禛、乾隆帝弘历以及嘉庆皇帝,诸位帝君皆执行“满洲根本”、“八旗根本”、“满洲甲兵根本”的基本国策 。顺治帝福临制定了“首崇满洲”之基本国策 。康熙帝玄烨多次下谕,反复强调“满洲乃国家根本”,“满洲甲兵,系国家根本”,“八旗甲兵,国家根本” 。雍正帝胤禛也一再强调“八旗满洲,乃我朝之根本”,“八旗人员,乃国家根本” 。
其实,入关之前,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也是这样看待满洲八旗和八旗人员兵丁的,因为,他们都是以八旗甲兵尤其是满洲甲兵为主要支柱建立和维护大清国统治的 。
八旗制度是入关以后体现和执行基本国策的重要制度,清帝通过八旗制度,把全体旗人编制并控制起来,佥丁披甲,建立起一支20余万人的八旗军,使他们为“拱卫宸极,绥靖疆域”而效劳卖命 。清帝又制定了优厚的旗兵兵饷,一名护军一年的收入远远高于开个普通店铺的商人和雇佣三几名工人的小作坊主,而且这份兵饷还是雷打不动的被人们称为“旱涝保收”的“铁杆庄稼” 。
旗人当上护军、亲兵、前锋、马甲还有机会往上升迁,遇有征战立下军功,或者差使干得好,讨得上司欢喜,便可晋升护军校、亲军校或前锋校,这可是比七品县太爷的官衔还高的正六品武官 。地位高了,俸银也多了,因此已经披上甲的旗兵都愿意长期当差;未曾佥兵的余丁中,绝大多数人的唯一希望是谋求当兵,种上“铁杆庄稼”,而不愿或开店设坊或经商办厂,更不屑于沿街叫卖以佣工为生了 。他们要开大店铺,办大矿,却既无本钱,又无这方面的能耐;要读书,从书中寻找“黄金屋”和“颜如玉”,却既没有钱长期上学,又没有毅力 。这样一来,因为高不成低不就,他们只有得过且过,混一天,算一天,生计焉能不难?
最后,终于形成了曾于乾隆七年任直隶布政使的沈起元所说的,几十万八旗余丁成为“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而环聚于京师数百里之内,于是生计日蹙,而无可为计”的局面 。魏源也就此指出:“计八旗丁册,乾隆初已数十万,今则数百万,而所圈近京五百里之旗地,大半尽典于民 。聚数百万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之人于京师,而莫为之所,虽竭海内之正供,不足以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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