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为使作品流传于世：将文章假托历史名人( 二 ) _文人

《水经注》研究史上有一场延续至今的学术公案，那就是戴震在《四库全书》馆中校勘《水经注》时究竟有没有袭用赵一清的《水经注释》？本来，全祖望和赵一清的研究成果完成在前，戴震要加以引用或采用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在戴震校定的殿本《水经注》中，他完全没有提及全、赵等人的本子，而将一切重要的判断和改动都归结于当时其他读者看不到的《永乐大典》本。怀疑戴震的人认为，以戴氏当时所处的地位，他肯定能看到《四库全书》馆所征集到的全部本子，包括赵一清的本子在内。支持戴震的人则认为，以戴氏的学术水平，根本没有必要抄袭赵一清，而且大典本《水经注》确实存在，其中不乏戴震校勘的依据。
这场争论或许永远不可能作出双方都能接受的结论，但争论的焦点是事实，即究竟戴震有没有使用赵一清的成果而没有加以说明，而对这一原则——使用别人的研究成果必须注明出处——是毫无疑义的。所以，包括戴震的学生在内支持他的人极力证明戴氏校勘本与赵氏《水经注释》的相同之处纯粹是出于巧合，真正的原因是大典本与赵氏本本来就相同。要是大典本不存在或不是如此，那么他们就百口莫辩了。
由此可见，中国并不缺少学术规范的传统，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继承这样的传统，建立起适应现代学术发展需要的新规范。20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的学术规范面临着新的挑战，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学者能够平等地、自主地考虑如何适应国际学术规范的时间并不长，很多问题自然还来不及解决。从上面的论述不难看出，中国的传统学术规范与西方及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所不同的只是具体做法、方式和程度。
于是有人认为，既然如此，我们何必要学外国的学术规范，为什么要与国际接轨？我想，这取决于我们的目的。如果我们的学术成果既不愿意让外国了解，也不希望与外国交流，那么当然不必考虑别人的要求，甚至完全不必用外文发表论著或者将论著译成外语。但我们今天的学术发展离不开国际交流，不能自外于世界潮流。源于国外、传入中国的学问不必说，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纯粹的国学也不能固步自封，闭门称雄，同样需要吸收国外的优秀成果和经验，面向世界，走向世界。再说，学术规范与国际接轨或国际化并不是一味学外国，或者非采用外国的标准，也可以向外国推广中国行之有效、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学术规范，在一些富有中国特色或传统的学科领域内尤其可以做到。
【古代文人为使作品流传于世：将文章假托历史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