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艮在中国功能性灭绝儒艮( 三 ) _物种

3.结果
我们采访了788名受访者（电子补充材料，表S2）。平均受访者年龄为51岁（范围=19-105；平均数=13）。大多数受访者是男性（95.6%），受教育程度为初中水平（87.9%）。他们成为渔民的时间平均为25年（平均数=14），通常每年花185±67天时间捕鱼，大多数（86.7%）在离海岸100公里内捕鱼（平均=离岸66公里）。因此，我们的受访样本在代表儒艮主要栖息地的近岸海洋栖息地进行定期捕捞活动，使他们可能熟悉该物种的区域状况。
总共有12%的受访者（N=91）认出了儒艮的照片，但只有5%（N=37）的受访者报告了过去看到儒艮的情况，平均最后一次看到的时间为23.2年前，中位数为24.5年前（SD=16；图2a）。13个城市的受访者（59%）报告了目击儒艮的情况，但每个城市报告的目击次数都少于5次，只有广西北海除外，那里是中国儒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所在地，57名受访者中有11人（19%）报告了目击情况。总的来说，只有三个受访者报告了过去5年内的目击事件，包括在湛江市西部草滩区（粤西）儒艮保护区附近的一次目击事件，以及在汕头市广澳港区（粤东）的两次目击事件，该地区没有儒艮的历史记录。报告了一次误捕事件（2000年在北海），以及两次历史上的搁浅事件（1983年在北海和1956年在海南儋州）。

文章插图
图2：（a）我们的访谈调查中受访者报告的1970年至2019年26条儒艮最后目击记录的频率分布（红条）；（b）根据历史记录，整个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儒艮观察来源的变化。
历史数据分析表明，2008年后中国没有公开或未公开的儒艮记录，2000年后没有经过核实的野外观察记录。根据未发表的渔业记录，在1958年至1976年期间，有257只儒艮被猎杀作为食物（平均±s.d.=13.79±4.89/年），在此之后，只有少数个体被报告为偶然发现、意外误捕和渔民传闻（电子补充材料，表1）。1980年以前，故意捕猎和搁浅是发现儒艮的主要来源，而1980年以后，主要通过误捕和实地观察发现动物（图2b）。拟合这些数据的GAMs显示出强烈的不均匀的时间分布模式（P < 0.001，REML = 170.19，R2 = 0.302，N = 219），所有数据来源都观察到不同时间序列的下降趋势（图1b-d），尽管搁浅记录显示出较平缓的下降趋势（图1e）。
4.讨论
基于对历史记录、近期目击和时间趋势的评估，我们提出了有力的证据，揭示了中国儒艮的快速种群崩溃和潜在的功能性灭绝。在中国沿海生态系统有丰富经验的受访者中，很少有人看到过该物种，788名受访者中只有3人报告在过去5年中看到过该物种，而且自2008年以来没有确认的记录。我们承认，在中国沿海水域有少数幸存的儒艮可能没有被受访者发现。我们也认识到，当地的资源使用者，即使是那些在区域生物多样性方面拥有大量专业知识的人，也有可能出现物种误认和对目击地点和/或时间的错误回忆，尽管回忆错误更有可能出现在较早的目击事件中，而这些事件对了解儒艮的近期状况来说信息量较小[22] 。因此，可以想象，儒艮的残余种群有可能存活于中国南海北部，我们不能确认该物种在该地区的完全灭绝。
然而，我们的综合评估表明，即使在中国水域仍有一些儒艮个体存在，在目前的条件下，该物种近几十年来经历的急剧的种群衰退极不可能被阻止或逆转，南海北部沿海生态系统的持续恶化意味着儒艮即使在短期内生存也希望渺茫，如果它们还没有消失的话。在我们的调查中收集到的最近三个可能的儒艮踪迹中，有两个来自广东省东部的汕头，这在地理上远离中国大陆周围已知的历史儒艮记录的分布，缺乏支持永久儒艮种群的海草床[23]，但相对靠近（约600公里）菲律宾北部，该地区支持一个单独的儒艮种群（图1）[4,5]，这加强了这种负面评估。由于已知的儒艮长距离移动的可能性[24]，因此，这些可能的目击事件可能是来自菲律宾儒艮种群的流浪个体，而不是来自幸存的中国种群的动物，突出了对最近目击报告的分析的注意事项，这些报告可能不能代表目标的中国儒艮种群。虽然中国海域的儒艮也有可能因人类活动或气候变化而沿着海岸线向北转移到其他栖息地，但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整个南海北部的海草床已基本退化[25]，而且在汕头地区也没有其他儒艮目击或搁浅的报告。因此，我们得出结论，没有证据表明儒艮的残余种群可以在中国南海北部持续存在，该物种很可能在中国功能性灭绝（即不再能够维持一个可行的种群）。

儒艮在中国功能性灭绝 儒艮(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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