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布拉多放车库养行吗( 四 ) _拉布拉多

新闻里在讨论这些飞机是从哪里来的。邓达民致电美国航空询问“Betty Ong”在不在事发的航班上，他们说不在。“我们很释然，打电话给妹妹，留言让她在平安降落之后回复。”随着有第三和第四架飞机受劫持的信息传出，当天下午，邓达民再次打给美国航空询问“Betty Ong” 。回答还是没有。
邓月薇、余金爱、邓锦仕、邓达民（从左至右）1987年在广州白天鹅宾馆。受访者供图

文章插图
命运开了个玩笑。一直等不到消息的邓达民晚上再次确认才知道，“之前他们以为Betty是乘客，没有检查空乘人员的名单。”
他对南都采访人员回忆，“我打电话给爸爸妈妈，当时他们在自己家里。我让他们坐到椅子或者沙发上，然后告诉他们，妹妹就在撞向世贸中心的飞机里。”电话那头是漫长的沉默，随后传来哭声。
凭依
一个月后，2001年10月，邓月薇家人在旧金山机场附近举办的纪念仪式上，看见一名陌生女子朝他们走来。美国航空公司营运专员Nydia告诉他们，她曾与邓月薇通话。
这是邓家第一次知晓录音的存在。他们开始不断向相关部门申请接触这段录音。约半年后，2002年4月，邓达民走进旧金山机场的一个房间，在不能录音也不能做笔记的前提下，第一次听到邓月薇生前的最后一次通话。
原本长达23分钟的通话只有前4分钟被机器自动录下。邓月薇反复介绍自己身份和机内情况，说到“我们找不到任何医（生）……”时戛然而止。
“我们还是很庆幸有这段录音，当时一共四架飞机被劫持，世贸中心受撞击后通讯基本切断，很多遇难者没能留下最后的讯息。”这4分02秒如同一个黑匣子，是追忆也是证据。“我们就坐在那（个房间）里，想重听多少次都行。”邓达民说。
9·11之前，陈思进已经十年没写过中文了。刚到美国的头几年，为了提高英语水平，他与妻子拼命看英语电视、电影，听英语广播、歌曲，读英语书报，只想尽快融入美国社会。通讯方面，“头一两年还写些中文信，后来电话费便宜，信也不写了。”
成为一名作家是他自儿时就有的愿望。“本来我是想退休以后再恢复中文写作。但是9·11让我意识到，这个人生啊，不一定有明天。”
“那天与死神擦肩而过，在我终于逃离大楼不到3分钟时，大楼轰然倒下。这个异乎寻常的经历激起了我对人生的重新思考；引发了我要写一本书的冲动。”他与妻子小玲合著了传记《闯荡北美》，以这段话作为开篇。
陈思进与部分9·11幸存者聚会。受访者供图
虽然9·11幸存者的心理咨询费用可以全额报销，陈思进倾向于用自己的方式疗愈。事后五年里，他向大量中文媒体详细描述这场梦魇。“这确实是一个脱敏的过程。”他对南都采访人员说，“到后来，我好像变成了上帝视角，在说别人的事情。”
林维敏是港务局的第三名亚裔雇员，“我觉得我有代表华裔发声的责任”，他对南都采访人员表示。二十年间，他出席了纽约和旧金山举办的无数9·11相关活动。
2001年后，林维敏升职成为港务局官员，他在自己的办公室墙上挂满“天狼星”的旧照，其中一个木雕写着“伙伴、家人、好友” 。“天狼星”遇难后，许多人想送一只狗给他，他最后接受了黑色的拉布拉多“小树枝”（Sprig）。他强调说，“小树枝”不是“天狼星”的替代品，而是一份感情的延续。
警犬“小树枝”（左）与林维敏。受访者供图
至2014年退休之前，林维敏被外界视为港务局主要的亚裔代表，他认为自己应当鼓励更多亚裔加入执法队伍。林维敏对南都采访人员表示，今年9月11日，他将前往纽约的9·11纪念馆博物馆，且在电视节目中露面，也会抽时间与同事一起悼念遇难的救援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