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里在讨论这些飞机是从哪里来的 。邓达民致电美国航空询问“Betty Ong”在不在事发的航班上,他们说不在 。“我们很释然,打电话给妹妹,留言让她在平安降落之后回复 。”随着有第三和第四架飞机受劫持的信息传出,当天下午,邓达民再次打给美国航空询问“Betty Ong” 。回答还是没有 。
邓月薇、余金爱、邓锦仕、邓达民(从左至右)1987年在广州白天鹅宾馆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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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开了个玩笑 。一直等不到消息的邓达民晚上再次确认才知道,“之前他们以为Betty是乘客,没有检查空乘人员的名单 。”
他对南都采访人员回忆,“我打电话给爸爸妈妈,当时他们在自己家里 。我让他们坐到椅子或者沙发上,然后告诉他们,妹妹就在撞向世贸中心的飞机里 。”电话那头是漫长的沉默,随后传来哭声 。
凭依
一个月后,2001年10月,邓月薇家人在旧金山机场附近举办的纪念仪式上,看见一名陌生女子朝他们走来 。美国航空公司营运专员Nydia告诉他们,她曾与邓月薇通话 。
这是邓家第一次知晓录音的存在 。他们开始不断向相关部门申请接触这段录音 。约半年后,2002年4月,邓达民走进旧金山机场的一个房间,在不能录音也不能做笔记的前提下,第一次听到邓月薇生前的最后一次通话 。
原本长达23分钟的通话只有前4分钟被机器自动录下 。邓月薇反复介绍自己身份和机内情况,说到“我们找不到任何医(生)……”时戛然而止 。
“我们还是很庆幸有这段录音,当时一共四架飞机被劫持,世贸中心受撞击后通讯基本切断,很多遇难者没能留下最后的讯息 。”这4分02秒如同一个黑匣子,是追忆也是证据 。“我们就坐在那(个房间)里,想重听多少次都行 。”邓达民说 。
9·11之前,陈思进已经十年没写过中文了 。刚到美国的头几年,为了提高英语水平,他与妻子拼命看英语电视、电影,听英语广播、歌曲,读英语书报,只想尽快融入美国社会 。通讯方面,“头一两年还写些中文信,后来电话费便宜,信也不写了 。”
成为一名作家是他自儿时就有的愿望 。“本来我是想退休以后再恢复中文写作 。但是9·11让我意识到,这个人生啊,不一定有明天 。”
“那天与死神擦肩而过,在我终于逃离大楼不到3分钟时,大楼轰然倒下 。这个异乎寻常的经历激起了我对人生的重新思考;引发了我要写一本书的冲动 。”他与妻子小玲合著了传记《闯荡北美》,以这段话作为开篇 。
陈思进与部分9·11幸存者聚会 。受访者供图
虽然9·11幸存者的心理咨询费用可以全额报销,陈思进倾向于用自己的方式疗愈 。事后五年里,他向大量中文媒体详细描述这场梦魇 。“这确实是一个脱敏的过程 。”他对南都采访人员说,“到后来,我好像变成了上帝视角,在说别人的事情 。”
林维敏是港务局的第三名亚裔雇员,“我觉得我有代表华裔发声的责任”,他对南都采访人员表示 。二十年间,他出席了纽约和旧金山举办的无数9·11相关活动 。
2001年后,林维敏升职成为港务局官员,他在自己的办公室墙上挂满“天狼星”的旧照,其中一个木雕写着“伙伴、家人、好友” 。“天狼星”遇难后,许多人想送一只狗给他,他最后接受了黑色的拉布拉多“小树枝”(Sprig) 。他强调说,“小树枝”不是“天狼星”的替代品,而是一份感情的延续 。
警犬“小树枝”(左)与林维敏 。受访者供图
至2014年退休之前,林维敏被外界视为港务局主要的亚裔代表,他认为自己应当鼓励更多亚裔加入执法队伍 。林维敏对南都采访人员表示,今年9月11日,他将前往纽约的9·11纪念馆博物馆,且在电视节目中露面,也会抽时间与同事一起悼念遇难的救援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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