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黑色泰迪狗运气差( 四 ) _宠物

积极搞钱的背后，隐隐流动着的是灰色的情绪。
28岁的俞铮用一种失望的语气说，他很少在朋友圈里看到有人抱怨居家办公，更多时候是发互相鼓励的话，但他知道人们其实会有很多情绪，只有私下聊天才能展露。“只是他不选择公开暴露，更加隐形。我不知道是否代表了现在大家的普遍状态。”俞铮觉得，阻碍人们公开表达这种负面情绪的因素，包括在职场中的身份、所处的环境。
期待正常上班的日子
居家办公，对于大部分拿固定工资的员工的影响，尚未伤及根本，那些住在城中村，日清日结工资的人才是真正焦虑的主要群体——原住民小熊下单外卖时，想到了曾经租住他房子的外卖骑手。
“大部分人都是要赚钱的，每终止一天其实就影响一天他的收入，特别是对一些相对低收入的、没有那种固定收入的，他更加需要这样的一个保障，封一个星期给他们带来的压力是挺大的。所以一旦看到可能性，大家都会去想办法去上班。”小熊说。
住在城中村的人们，拼凑起了深圳的另一面。深圳城中村人口密集，疫情下最大的弊端就是拥挤。这里人员复杂，但房租便宜。12平米的小屋，用磨砂玻璃隔出了厨房、卧室以及一个蹲便式的卫生间，淋浴是个简易喷头，就在抽水马桶边上架了个把手。
在深圳，城中村是大部分外卖员们的栖身之所——在疫情侵扰之前。眼下，许多外卖员为了能继续接单，不愿回到有可能会被封锁的城中村中，一度聚集在桥洞和公园里露宿。
15日晚，深圳气温湿热，由于各区域自上而下的防疫政策有所不同，关内外的骑手不断放出消息——“回不去了，光雅不让进了、南山不让进了……” ，类似的对话很快便炸开了锅。
阿亮带着凑来的薄毯子，开着电瓶车，到南山区一处公园内渡过一夜。他卸下了外卖箱，用车做了简单的围挡，掩面而睡。因为有充电箱，公园附近往往都停着一排排等待充电的电动车，对他们而言，赚钱暂列第一。外卖员中甚至有人开玩笑地说：如果感染病毒了，平台每天能补助500 ，算是赚了。外界对于他们的定义依旧没有改变——赚钱、开快车、闯红灯。
张小满供图 | 街上疾驰的外卖小哥
或许还有另一种解读：他们在依附城市或者主动被城市淘汰两者之间有选择权。
自高职毕业后，阿亮就来了广东。起初在惠州市一处工厂的流水线装配零配件。后来去了深圳龙岗区，当过厨师、服务员和奶茶店员工。他赌博欠了钱，工作是为了赚钱还债，而沾染赌博的初衷也是为了赚钱。2020年底，他送外卖收入尚可，但赚到的钱，全部换了赌债。经过这一次，他感觉送外卖不是长久之计， “但又没有办法，我羡慕坐办公室的人、那些拿我外卖的人。”阿亮说。
随着居家隔离开始，这座代表中国速度的城市慢了下来。
“通勤的时间减少了之后，可供思考的空间多了， ”俞铮说。“其实大家也想在这个局促的空间里过得自在一点，试图进入正常轨道。比如说有的人每天要锻炼，就是想办法在这个非正常环境下，让自己的状态调试到一个比较正常的舒适自在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