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三国时诸葛亮到底有没有写过后《出师表》 _出师表

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病死，字曹叡即位，是为明帝。消息传到成都，诸葛亮认为北伐的时机已经到来，遂于次年领兵进驻汉中，准备出师伐魏。临行前，他给后主刘禅上了一道奏章，这就是著名的《出师表》。因为数年后他还上过一道出师的表章，为区别起见，故称为前、后《出师表》。
按《三国演义》的说法，建兴六年(228年)秋，魏将曹休在石亭为东吴陆逊所破，东吴遣书蜀中，请派兵伐魏，刘禅使人报知驻汉中的诸葛亮，其时诸葛亮在汉中兵强马壮，粮草丰足，遂于次年春领兵数万再次北伐，临行前复上表后主，是为后《出师表》。
然而学术界历来有人认为后《出师表》乃伪作，非诸葛亮之手笔。原因大致有三：其一，前《出师表》见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而后《出师表》仅见于裴松之注引吴人张俨所著《默记》中，《三国志》和《诸葛武侯文集》中都未收录。其二，该表说赵云死与上表前，而《三国志·赵云传》说赵云“建兴七年卒”，两者有矛盾之处。其三，后《出师表》与前《出师表》的情绪反差太大，前者低沉，后者高昂，前后判若两人。
于是有人甚至推测这篇表章实际是诸葛亮的侄子、东吴诸葛恪所作，诸葛恪在孙权临死时受命为大将军，辅佐幼主孙亮，为了树立个人威望，也为了使自己的伐魏主张得到众人认同，故冒大名鼎鼎的伯父诛葛亮之名“著论谕众”，以激励士气。但若仔细分析，其实上述理由并不能作为后《出师表》一定就是后人伪作的根据。
首先，司马光《资治通鉴》全文收录了此文，《资治通鉴》的编纂工作，其鉴别选择、考证伪劣很是细致;后来胡三省注《通鉴》，其校勘、考证、辨误，前后垂三十年之久，对后《出师表》仍然是认同的。而陈寿《三国志》不收后《出师表》可能也有难言之隐，因为后《出师表》开篇即称“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称曹魏为“贼”，全文以正统自居，讨贼自任，如若《三国志》收录此文，则与该书宣扬的曹魏正统说相悖，可能遭致时忌，“为尊者讳”，只能付之阙如了。至于赵云的确切死亡年份，据清人何*推断，赵云若在第二次北伐时还活着，必然会有关于他的记载，然而史传上没有。第二次北伐，蜀汉名将赵云不再出现，所以赵云可能死于建兴六年冬之前，《三国志》的记载恐怕有误，后《出师表》说赵云已死，是对的。
再来谈谈关于前、后《出师表》感情基调的问题，诚然，两表所反映的情绪是不一样的，但如果我们考虑到第一次北伐的失利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就会理解这一变化。首次北伐失利，使蜀汉统治集团中产生一种对前途悲观失望的情绪，这种情绪又对后主产生影响，使他产生厌恶对魏作战，不思进取，但求苟安的想法。故而在后〈出师表〉中，诸葛亮确实流露出对北伐前途的担心，但这是出于对一些人消级悲观，不思进取的想法的担忧。经过第一次北伐失利，诸葛亮对敌人的强大，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但他从未对北伐丧失信心，从未打算放弃过。后《出师表》以有力的事实批驳了悲观、消极的思想，以深沉的基调向蜀汉群臣敲响了警钟：不思进取，只会坐以待毙，只会葬送蜀汉的前途，葬送先帝扫除汉贼、兴复汉室的大业。古人云“文以载道”，又云“义理、考据、辞章”，一篇文章的灵魂在于其字里行间所体现出来的某种精神(或情感)，而文章的具体形式只是作者实现其创作意图的载体。窃以为，“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这八个字不正表现了诸葛亮对北伐无比坚定的信心吗?
综上，无论是从历史事实，还是从个人情感的层面出发，我都毫不怀疑后《出师表》的真实性。诸葛亮在北伐过程中所表现出来为远大理想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以及他公而忘私的献身精神，也激励了一代代忠臣良将，志士仁人为百姓疾苦、国家兴亡而殚精竭虑，不懈奋斗。最后谨以这首《双调·蟾宫曲》，对他所代表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聊表千载之下的崇敬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