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皇帝想了很多招数,其中一个办法,就是让地方督抚大员交“议罚银”,所得除少数特例外,均“解交内务府充公”,汇入内务府财政 。“议罚银”少则万两,通常三万两上下,最多的一例,是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两淮盐政全德被议罚交银达到了38.4万两 。
另一个办法是特派内务府人员主管盐政和税关,从商人那里榨取钱财 。从清代皇帝的思维来看,农业是“本”,商业是“末”,为了保持社会稳定,不能随便加重农民的负担,但向商人伸手,关系不大 。所以,清代征收盐税和关税比较多的地方,大多是皇帝自己特派内务府包衣(满清入关以前投靠的汉人)去管理 。比如盐税,是两淮最多,那么两淮盐政肯定是内务府人员—比如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担任这一职位,而曹家就是包衣 。关税方面,以粤海关最多,那么粤海关监督在乾隆时代对外贸易额增长较快之后,就一直是内务府人员来充当 。
清代皇帝特派内务府人员出任征收商业税收较多的重要职位,目的之一就是通过非正式财政的渠道为内务府补血 。内务府的奴才们在为内务府财政捞钱的同时,当然也不忘自己发财,这导致了商人负担的加重、商业秩序的混乱,以及商人与官方的冲突 。特别是粤海关的捞钱做法,屡屡引发中英矛盾,对鸦片战争的爆发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
皇帝可以让地方大员交“议罚银”,又可以通过委派内务府人员掌控盐税、关税而获得好处,这保证了内务府财政的有效运转,但地方官吏从国家财政中所取得的正式收入极其有限,他们必然要想方设法谋求灰色收入及贪污受贿,这就导致了他们在征税时的浮收现象,以及司法不公等问题,这既使基层运转不正常,也加剧了官民冲突 。另外,尽管清代皇帝不能随便向户部要钱,但这毕竟不是刚性约束,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是,慈禧曾向户部要钱修建供她晚年享乐的颐和园,因此挪用和侵占北洋海军军费,成为甲午战败的原因之一 。
法国思想家博丹认为,财政是“国家的神经” 。如果这根神经不正常,就会发出错误的指令,最终导致的将是整个社会陷入恐慌与混乱 。中外历史上无数的史实说明,财政制度缺陷,是许多社会乱象的深层根源 。要减少社会乱象,必须使财政符合现代国家的要求 。
而要达到这一目标,第一重要的是要区分“国家”财政与皇室“私家”财政,国家财政是用于提供公共服务的,而“私家”财政只代表小集团的特殊利益,两者不能混淆,必须明确区分,避免小集团利益凌驾公共利益之上,国家财政变成私家财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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